隔着一层玻璃，妈妈哭了32分钟

收到一审判决书的那一刻，李伟苦笑着把它称为监狱的“录取通知书”。但他真正明白这四个字的分量，是在父母换了四趟车、第一次来监狱看他那天。

隔着厚厚的玻璃，母亲拿起电话，还没开口，眼泪就先落了下来。三十分钟的会见，她哭了整整三十二分钟——拿起电话前哭了一分钟，挂断电话后又望着他哭了一分钟。

李伟没有哭。“不是不想，是不敢。”他后来回忆道，“我已经让他们心碎了，不能再让他们看到我撑不住的样子。”

在这之前，李伟已经在看守所度过了十个月。这十个月里，他没见过家人一面，甚至连开庭那天，他都戴着塑料头罩，眼前雾茫茫一片，只闻声不见人。

他早早认罪认罚。“自己干了什么事，多大的事，心底明镜似的。”他甚至在逮捕那天下午，就给自己判了个刑期，结果比法院最终判的还少了六个月。

入监后，李伟最关心的就是会见。他四处向其他服刑人员打听，得知一个月可以会见一次，每次半小时。听说会见室像银行柜台的升级版，隔着砸不破的玻璃，用老式电话通话。

机会终于来了。入监队组织人员去会见室擦玻璃，三百人中两百人举手报名——大家都想亲眼看看这个连接着内外世界的地方。

李伟被选上了。擦拭玻璃时，他注意到上面留下的手印和口红印，想象着曾经在这里上演的悲欢离合。趁队长不注意，他偷偷拿起电话，喊了一声“喂”，尽管电话那头没有任何回音。

第二次去会见室，是他下队后的第二个周五。从早上八点开始，他就在监舍里焦急地等待着队长喊名字。直到十一点半，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隔着曾经擦拭过的玻璃，他看到了父母。母亲头上的白发多了，脸上的皱纹深了；父亲瘦了黑了，眼神里满是疲惫。

“喂，妈，听得到我声音？”他问道。

“听得到。”父亲抢着回答，而母亲早已泣不成声。

电话那端，母亲抽泣着问：“吃得怎么样？吃得饱吗？睡得好吗？累不累？会打你吗？”

李伟轻松地回答着每个问题，刻意省略了艰辛的部分。父亲没问太多，只是郑重地问了一句：“能不能适应？”

三十分钟的会见时间里，母亲的眼泪一直没有停过。李伟始终保持着微笑，直到父母离开后，才允许自己的表情黯淡下来。

如今，李伟已经适应了里面的生活。他常说：“判了也好，早判早去监狱，空间大，能走路。有上下铺，能早日回家。”

但他最期待的，还是每个月那三十分钟的会见。虽然隔着一层玻璃，虽然只能用老式电话通话，但那三十分钟，是他全部的精神寄托。

“只想当面问一句‘家里好吗？’，想听到一句‘还好’。”李伟说，“哪怕是假话，也开心。”

这就是高墙内的思念，简单、纯粹，却隔着世界上最难跨越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