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尉飞行员，牺牲前这样感谢妈妈：让我飞在空中也能有个有家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山河人》连载

撰文|路生

每回读到抗战时这位飞行员写给友人的信，我都会禁不住泪流满面。活下来的人永远活着，就算身体不在了，还有文字和故事，那才是真正值得被记住的、永远不会被时间冲淡的历史。 这时候，我总会想起这个故事的另一位主角——齐邦媛说过的话：八年抗战是中国最艰难的日子，却也是中国人最有骨气、最争气的时代。她希望每个年轻人都能延续“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豪情，把“千秋万世”当作自己一生的志向。

写信的人，是张大飞。他曾获二等宣威奖章、三等复兴荣誉勋章。这封信，是他写给齐邦媛的哥哥的。

振一：

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进航校的七个人，全都走了。三天前，我最后一位好友晚上没返航，我知道，接下来就是我了。我祷告，静思，心里很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来像亲生母亲一样待我，让我在这个漂泊无依的乱世里，有了一个能想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我一直拿不起，却也始终没能真正放下。

我托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来写的信，稳妥地寄回给她。请原谅我用这样的方式让她难过。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她代妈妈回我的信，这八年来，我写的每一封信，是唯一能寄出的家书；她的信，则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仿佛能看见她从瘦小的女孩长成少女——那天见她从南开的操场走来，我一时冲动，竟说出了心里那句话。可我怎么会对她说“爱”呢？

这些年来我一直告诉自己，我们之间只能是兄妹。否则，我若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同样会拖累她。我们早已走上完全不同的路——这些年，我只懂得升空作战，整天生死搏杀；而她每日读书写诗，正走向我衷心盼望的光明前程。我这样一个注定早死的人，怎配对她说“爱”？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来昆明离我近些，我才意识到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

爸爸妈妈怎么会同意？像我这样今天不知明天死活、驻地时时变动的人，怎能照顾她？我赶紧写信劝她留在四川，好好念书。如今我休假也会去喝酒、跳舞了。二十六年来，这些人生滋味我从没尝过。自参军以来，我一直保持身心干净，原本还想着战后去当随军牧师。

去年秋天在桂林驻防时，我在教堂认识一位中学老师，她和我同岁。后来她来云南找到我，我们在驻地结了婚，就在圣诞节那天。我死后，抚恤金一半留给我弟弟，愿他胜利后回乡奉养母亲。也请你好好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唯一的愿望，就是她一生幸福。

张大飞的人生，是这样的：

1932年5月，他的父亲张凤岐被日军烧死，全家八口遭日本人追杀。背负深仇大恨的少年张大飞开始逃亡，从此再也没能和母亲与兄妹联系上。后来，他进入齐世英（齐邦媛的父亲，从事教育工作，抗战初期创办东北中山中学，专门招收从东北流亡至北平的学生。那是抗战时期教育部直属的第一所国立中学，在战火中辗转江苏、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八省）办的中学读书。
每到周末，齐家会为无家可归的学生准备家庭聚餐。神情落寞的张大飞引起了齐母的注意。

从那以后，齐家成了张大飞战时的家。也因此，他在信里称齐母为“妈妈”。而他与齐邦媛，正是在那时相识的。
1938年，张大飞考入杭州笕桥航校第十二期，毕业后参加了重庆上空的保卫战。因表现优异，1941年被选派赴美受训，成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1942年回国参战，加入由第十四航空队组成的中美混合大队。这支驻扎云南、由陈纳德指挥的空军，正是让日军闻风丧胆的“飞虎队”。
怀着一颗复仇之心，张大飞屡立战功，凭军功晋升至中尉三级。1945年5月18日，他驾机从陕西安康出击河南信阳的敌军，与敌零式战机遭遇，为掩护友机，不幸殉国。

如今，我们已难以还原张大飞牺牲时的细节，但他的信，以及齐邦媛后来写成的回忆录《巨流河》，让他的形象在世人心中愈发清晰、高大。
张大飞与齐邦媛兄妹之间，通信近八年。在那个苦难的年代，他们用文字彼此温暖、彼此支撑。《巨流河》中这样写道：

我跟着他往校门口走。半路突然下起大雨，他拉着我跑到范孙楼门口，站在屋檐下，一把将我搂进他军装大雨衣里，紧贴着他的胸膛。隔着厚厚的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的心咚咚地跳，像擂鼓一样。只有短短一刻，他就松开手，催我快回宿舍，说：“我得走了。”

这段情感在《巨流河》出版后，成为书中一大动人之处。甚至，筹备拍摄电影《飞虎队》的导演吴宇森也曾想将其纳入剧情，并表示：“看了非常感动，可惜没能取得版权。”最终，是齐邦媛不愿将张大飞的故事搬上银幕。她觉得，“无论如何，那都是一种扭曲”。面对记者，她更常说的是张大飞经历的苦难：

张大飞只是个可怜的、倒霉的年轻人……他父亲被油漆活活烧死。他自己呢，二十六岁，什么都还没想明白，就死了。

但齐邦媛依然“感谢”他：

（张大飞）在天上拼命，保护的是地上的老百姓……而我只会躲，什么也做不了……

美女与英雄，本该相伴。但在张大飞面前，那位“美女”始终是他的妹妹。世人不知道英雄如何在说出“我爱你”之后又另娶他人，但人们明白：妹妹永远只是妹妹——张大飞在那次让齐邦媛听见他心跳的雨后离开了，自此，两人再未相见。
1946年，张大飞牺牲次年，齐邦媛回到南京，只短短停留三天。却在新街口一座教堂前，看到“纪念张大飞烈士殉国周年”的黑色横幅。没人知道她当时的心情，我们只晓得她默默参加了追思会，签下的，却是哥哥的名字。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齐邦媛说，张大飞写给她的那些信，像一本越读越厚的书，她没有勇气再次打开。
如今，张大飞安葬在南京紫金山航空烈士公墓，与战友们一同长眠于苍松翠柏之间，日夜伴着滚滚长江。他的墓碑上只有简单一行字：

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

齐邦媛说：“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但这只是个人情感层面的追忆。真正属于英雄的，永远是这四个字：

精忠报国。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紫金山航空烈士公墓是为纪念抗战中牺牲的中国空军将士，以及支援中国抗战而献身的美国、前苏联等国航空人员所修建。那里长眠着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牺牲的3500多位航空烈士。
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公墓遭到严重破坏，祭堂被焚毁，烈士墓碑大多被损毁。抗战胜利后，有关部门对公墓进行了修复，并于1947年3月29日举行了公祭。

2015年6月5日，《营口晚报》曾刊登一篇关于张大飞的文章，其中提到这样一段往事：

张大飞的脸一瞧就知道是关外长大的野孩子，但因为生在营口城里，那张黑黑的脸和整个人的神态，仍带着城里青年的沉静。他打地靶的时候，曾把一段电线挂上飞机带回来，真是稀奇。

一次，张大飞随郑松亭队长到沙宜公路上巡逻，发现一队坦克正在行进。郑松亭俯冲攻击坦克，但机枪打不穿厚钢板，坦克仍在前进。张大飞转而扫射坦克前方的骑兵，把他们全部消灭。

继续前飞，又发现一队卡车。郑打最后一辆，张打倒数第二辆。靠近时，他看到车上有一点红色，再近些，是个穿红袍的女人。他心想这可能是中国百姓，不忍开枪。

再仔细看，整辆车挤满了日本兵。张大飞不再犹豫，一梭子子弹射向车上的敌人。来回几次攻击，整队卡车全部瘫痪，路旁沟边躺满日军尸首。

为了打得准，张大飞每次都是超低空扫射。飞机拉起后，才发现机腹下挂回了一段电线——原来他第一次扫射时竟把电线给刮上了飞机，自己却毫不知情，还做了第二次俯冲。回来之后，战友都笑他：“你真不要命啦！”

另外，张大飞的父亲张凤岐，自1909年起历任本溪县巡官、区官，奉系时期担任过东三省兵工厂科长、抚宁县警务科长、唐山和奉天警务厅督察长。1929年后，任洮南、沈阳县公安局长。“九一八”当夜，他奉省警务处长黄显声之命，率部和日军激战两天两夜，终因实力悬殊退至锦州。
后来，张凤岐潜回沈阳，以县警察局长身份秘密组织抗日武装。但因叛徒告密，于1932年5月16日被日本宪兵逮捕，后被日军用火烧死。
张凤岐有五个儿子，张大飞排行第四，张大翔是最小的弟弟。父亲牺牲后，14岁的张大飞带着弟弟张大翔逃到北平。家破人亡的遭遇让少年一夜长大。张大飞常常对弟弟说：要牢记这血海深仇，努力学习杀敌报国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