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金斯伯格》③|职场二胎妈妈，生活宛如走钢丝

昨天，我们读到的是金斯伯格考入哈佛大学和婚姻生活里的困难。

在男性主导的氛围中想有所作为，这已经很困难，金斯伯格完成学业的同时还要照顾幼年的女儿和患癌的丈夫。她以巨大的勇气和坚韧顶住压力，度过困境，却又在求职上遭受打击。

在这之后，金斯伯格将如何一步步成为女权抗争者？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共读吧。

生下二胎不到一个月，她回到学校

1965年，32岁的金斯伯格又怀孕了，这让她惊喜非常。

马蒂患上睾丸癌后，医生就说他们再也不能生孩子了。这次怀孕，是一个让人感到幸福的奇迹 ，伴随而来的还有担忧。

马蒂的生殖系统受过大剂量的放射治疗，会不会对胎儿产生影响？怀孕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会产生哪些影响？

金斯伯格决定暂时不告诉校方自己怀孕的事，以免失去工作。续签合同之前，她一直穿着从婆婆那里借来的超大号衣服，掩饰自己怀孕的身材，同时还要掩饰内心的喜悦和身体上的不适。

十年前第一次怀孕，她对生孩子没有任何准备。这一次，为分娩时不打镇痛剂，金斯伯格报名参加了呼吸课程。

当自己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宝宝时，金斯伯格如释重负，同时感到这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因为，她和丈夫战胜了疾病和死亡。

虽然这个宝宝来得不容易，但金斯伯格没有时间好好抱抱他，产后不到一个月，她就回到了学校。

1962—1973年，罗格斯大学法学院只有两名女性教职工，金斯伯格是其中之一

新学年，金斯伯格除了要教熟悉的民事诉讼法，还要教两门新课，讲稿都要仔细打印出来。做研究也不能放松。想成为一名教授，就要发表更多论文，必须有重大创新，这意味着投入大量时间。

她已经习惯在丈夫入睡后继续工作到深夜，但在儿子刚出生的几个月里，她实在太缺觉了，只好在看歌剧时打个盹。

除了照顾儿子，父亲内森也给她增加了照护的负担。内森在车祸中受了重伤，只能搬来金斯伯格家里养病。

没有客房，内森只能搬进简的房间，这让想要个人空间的10岁姑娘很不高兴。金斯伯格完全理解女儿的情绪，但分身乏术的她感到别无选择。

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忙于工作，让金斯伯格感到幸运的是，丈夫的收入足够请护理人员。但衔接不上的时候，她必须调整自己的时间，待在家里陪伴父亲。

几个月下来，金斯伯格从未考虑过请假，因为她很务实，知道要求学校给自己特殊待遇可能影响她拿到终身教职。

男同事很可能认为，一个需要承担家庭责任的女性无法在工作上做好分内的事，也成不了一个好学者、教师和学界的活跃成员。

每天通勤、满满的课程要求、备课的负担，除此之外还要争取终身教职，即使金斯伯格善于安排时间，也感到自己筋疲力尽。

职场妈妈的双重压力

随着学期一天天到来，金斯伯格被家庭责任和职业追求的双重压力搞得焦头烂额，她需要不断自我激励，才能坚持走下去。

她和婆婆一起尽力给简足够的关心，让她不至于觉得有了弟弟，自己就被忽视，同时也能接受养病的外公暂时占据她的房间。

就像很多年前，自己跟随妈妈西莉亚出门一样，金斯伯格经常带女儿访艺术场所，而不是逛百货大楼。简8岁的时候，金斯伯格就带她去看歌剧《女人心》。她提前一个月在家放唱片，让女儿熟悉里面的音乐，还会坐下来陪女儿一起学习剧本。

每周星期四保姆放假，金斯伯格就会在家工作，她对女儿的严格要求让母女关系有些紧张。

简很不喜欢妈妈总是命令她“站直”“收拾房间”“去做作业”“重写你的英文作文”；对高标准、严要求的金斯伯格而言，女儿草率的写作和凌乱的房间让她无法忍受。

母女之间因此产生了很大摩擦，但当简长大后，对母亲的严格要求心怀感激。

这一时期，金斯伯格在罗格斯大学法学院教了两门新课，成为《美国比较法杂志》编委，发表了更多论文，还主编了一本关于贸易法规的书。这些成就，让她如期当上副教授。

一天在课堂上，有人递给她一张纸条，她一边讲课一边低头看了一眼，上面写着：“儿子误食管道疏通剂，已送入附近的医院。”

她迅速冲出教室，一路狂奔，心急之下还跑错了医院。见到医生才知道，两岁的儿子詹姆斯在厨房水池下找到一些白色颗粒，放进了嘴里，好在保姆及时把他送去医院。

看到儿子被烧得焦黑的唇部、被碱液灼出小洞的嘴，金斯伯揪心不已，同时为自己没有陪在儿子身边深感自责。

过了几天，詹姆斯才脱离生命危险。几个月后，医生才确认伤口能够恢复如初。

重担在肩的金斯伯格时常觉得，作为有孩子的双职工，她和马蒂是在“未知水域”中航行。

马蒂知道，勤奋上进的妻子需要自己的全力支持。他一边顶住自己蓬勃发展的事业带来的压力，一边试图承担更多的家务。他在餐厅里装了书架，摆放上法律图书和菜谱，以便自己晚上在家工作。

金斯伯格尽量每天在家吃晚饭，这是她作为职场妈妈陪伴孩子的方式。而且夫妇俩都认为，听着古典音乐和儿女吃晚饭，是对孩子的熏陶。

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金斯伯格感觉自己在走钢丝。

成为女权抗争者

1963年，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唱道：“这是蜕变的时代。”金斯伯格特也在发生改变。

政局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初，她还是一位颇具雄心的学者和追求完美的母亲；到了60年代末，她成了一位法律活动家，致力于消除法律中过时的性别差异。

她回想起来时说道：“这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之一。”

当权力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美，许多女性越来越不满于法律和社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为此站到抗争的中心。

不久，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联系到金斯伯格，因为联盟分部执行人了解到这位法学院教授是一位说一不二、博学多才、极为专业的“冰霜女王”，军方会认真对待这样的女律师。

金斯伯格的个人经历让她对那些遭受性别歧视、在职场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女性感同身受，这让她决定接受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工作，同时应学生的强烈要求，增设了有关女性和法律的课程。

为满足两边工作的需要，金斯伯格意识到自己必须对女性的法律地位有更多了解。为此，她在梳理相关的联邦法院判决和法学期刊后，又找来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著作来读。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创始人波伏娃

在此过程中，她意识到如果重新聚焦自己的研究方向，可能会成为某一领域的领军人物。这种可能性，让她激动不已。她决定用全部的时间来推动性别平等的进步。

虽然呼吁男女平等，但金斯伯格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直到读到波伏娃的代表作《第二性》才发生改变。

这部女权主义经典作品，试图解释为什么女性在社会上被建构为不如男性的存在。作者在书里谈到了性、性别差异、内化的压迫、“性别是流动的而非固定的”，这些概念向金斯伯格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思考女性问题的角度。

这本书深深震撼到她，让她发现自己的目标和激情所在。为此，她和许多同事探讨这本书，甚至和女儿一起躺在床上大声朗读其中的段落。

并非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像波伏娃一样令金斯伯格信服。有些尖刻的言论、破坏性的策略，以及女性解放运动中非常激进的元素都让她感到无所适从。“温和适度”一词，就像她的身份证。

一旦认可自己女权主义者的身份，金斯伯格对女权意识的认同变得深刻而持久。

她坚信，如果可以消除法律和文化中所树立的性别障碍，同时通过社会政策提供支持，女性就能在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上发挥与男性平等的作用。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作为二胎妈妈的金斯伯格如何平衡家庭责任和事业追求。

善于安排时间、应付压力的金斯伯格，也会感到筋疲力尽。内在的坚韧、家人的支持让她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事，在大学教书的同时成为女权抗争者。

在这之后，金斯伯格将如何把握机遇、进行斗争？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共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