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41岁，为1630000拆迁款起诉妈妈，只为当初盖房她给妈妈130000

妈，你欠我的十三万，法庭上说清楚。

她愣住的那一瞬，我心里像被人拿锯条来回拉，疼得发麻，又清醒得很。

我叫苏琴，41岁，生在北城一个老棚户区，挨着火车道，屋顶都是石棉瓦，风大时瓦片发出“叮铃哐啷”的响。

我妈年轻时是车站食堂的临时工，戴着蓝袖套，一手菜勺挥得山响，一手能把缺斤少两掰回去。

我爸在铁路上做道岔检修，夏天顶着暴晒，冬天踩着冰碴子，回家把棉袄往床上一丢，就能做被子。

我小学三年级那年，城里开始说要棚改，可又不见动静。

这些年，像咳嗽一样，断断续续。

到我二十三岁那年，二〇〇七年，板上钉钉说我们这片要拆。

可拆之前，得先有房本。

没有房本，没有痕迹，谁认你住过？

我妈就琢磨着把院里那三间旧房顶上再叠一层，盖个砖混的，弄点钢筋，压实了，等于把“住”的痕迹砸成石头。

盖房要钱。

我那会儿刚进电缆厂没几年，手上攒着一点，全是把饭票掰半了吃攒出来的。

加起来正好十三万。

我把钱塞给我妈时，她还盘算着先买点黄豆，再买点木材，说不急不急。

我急。

那时我们隔壁院的老胡因为没加盖，后来只给了个过渡房，哭得像丢了命。

我怕我们也走到那一步。

十三万对那时候的我，是抽了骨头的疼。

我妈念叨着“闺女，这钱妈记着呢”，用作盖房，砖拉来是红的，灰渣倒下去是白的，院里鸡都不敢打鸣。

那是一个夏天，热得狗都伸舌头。

师傅们卷着裤腿，赤膊往上抬砂浆，一层一层码起来。

第二年房子立起来，贴了马赛克，砖混结构，北屋三间，南屋一间，楼梯吱呀，栏杆烫手。

我那时觉得自己像扛起了一座山，虽累，但心里踏实。

我妈说有了这个，别人抢不走了。

后来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把力，竟成了我和她之间最大的梗。

拆迁消息真正落地，是二〇二一年。

那年我四十出头，儿子上初中，爱吃酸辣粉，老公在汽修门市，浑身都是机油味。

街道办一个通知贴在电线杆上，说我们这片实施旧改，动迁安置，先丈量后评估，再协商补偿。

消息像一颗石子扔进井里，井口围满人，水面咕嘟咕嘟冒泡。

大街小巷都在算，谁家几口，谁家几层，谁家阳台伸出去几厘米。

人一旦开始算盘打到指尖，就再难谈情分。

到了年底，方案一改再改，最后定下来，我们院子按建筑面积算，再加上父母子女居住证情况、楼层折算，补偿总数一百六十三万。

大家说还行。

我妈把那张清单摊在炕桌上，红字黑字看得眼花，嘴里念念有词。

我坐她对面，手心湿的，心里那杆秤哐啷一下落地。

十三万那件事，像从柜子里自动走出来，站在我们中间。

我没绕弯。

我说，妈，当年盖房那十三万，我出得最多，写个借条也没写，但总有个说法吧。

我妈抬头，目光像冬天的风，冷一阵又停一阵。

她说，你给娘家盖房，就跟儿子给老子添柴火，谁和谁记这个？

我说那不一样，妈，我那会儿刚工作，头一回拿这么多钱出来，手心捏的汗都能攒成半碗。

她没说话，用手指拿起杯盖刮茶叶沫，刮了三次，茶褐色泛着光。

我心里发虚，嗓子干。

她又说，谁知道当年不盖不行呢，拆不拆，天知道。

如今拆了，总算没亏。

钱我存着，给你弟成婚给首付，再留一点老底。

我弟比我小七岁，电焊学徒，手上全是细小的白疤。

他那时刚谈对象，女方要首付，三十万起步。

我看着我妈，心里像被一把钝刀反复磨。

我说，妈，你知道我出得起不是因为富余，是把两年工资往里埋。

我也没家？我也有娃要上学，要买书袋，要换双球鞋。

她说，闺女家，你不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这话像被人从墙上抄下来，往我头上一盖，冷嗖嗖的。

我从小知道我妈爱面子爱理，干活不含糊，说话也直，像街口那根电线杆，硬挺挺的。

可那天她说“泼出去的水”时，我心里像隧道里有火车过去，轰隆隆，什么都压过去了。

我没吵。

我知道跟她吵没用，吵到晚上九点，我们家都知道了，第二天街坊也知道了，再过一周，市场卖鱼的都要边剖鱼边摇头。

北城小地方，人言可畏。

我把嘴里的话吞下去，变成胃酸，晚上睡不着，胸口像压块砖。

等评估书正式下来，一百六十三万打在我妈账户上。

她领着我弟去看房，跑了五六趟，我弟欢天喜地，说这套好，那套靠地铁，那套楼下有超市。

我妈乐，嘴角一搭一搭的，像看到了新生活在朝她招手。

只有我，像从热闹里被摘出去，放到一旁阴凉处。

我觉得冷。

我想着和她再谈一次。

在以前，我逢大事不吭声，逢小事耿一耿，到头来该办的还得办，父母年纪大了，时不时还得去看看，拿东西，拿药，拿人情往来。

可这回不同。

因为那十三万是个标记，像发给自己的军功章，也像落在心里的小石头。

它提醒我，我曾经往这个家扎过根。

我约我妈去银行旁边的早点铺，豆腐脑加两根油条。

她咬得脆，油喷在纸上透了印，我喝豆腐脑，嘴里淡，却有股酸。

我说，妈，借条没有，不代表心里没账。

她笑了一下，笑意没到眼底。

她说，账怎么算？

我说，给我一个名分，十三万不是全部，是一颗心的证明。

她把手里油条折了一下，说，你要账，要到法庭去讲。

你说那是借，是借就该当时写纸写字按手印。

如今拿嘴说，法官也得看凭据。

她说这话时，目光像谁家的铁门，咣当一下关上了。

我当时就觉得这事儿走到这儿，已走到了墙根。

晚上回家，我跟老公说，我要起诉我妈。

他沉了两分钟，抬头说了一句，你做决定，我在。

这人平时不多话，干起活来一点不含糊，手上厚茧，搓起来像砂纸。

我扯开嗓子笑了一下，笑声哑哑的。

我妈的性子，对簿公堂她也不怕，她怕的是背后嚼舌的人给她贴个不孝女的妈标签。

但我这回不想退。

有些路你不走，脚下的地就一直是硬的，永远不会软。

我去咨询律师，是一个小伙子，戴黑框眼镜，一面墙的案卷。

他把这事儿听完，歪了一下头，说，这种家事，少见，但不是没有。

需要证据。

我说证据就是这房，是我出钱盖起来的根。

他摇头，说，证据讲究的是当时留下来的痕迹。

没有借条，没有转账流水，且属二十年前。

顶多有证人证言，但证词稳定性会被质疑。

他顿了一下，说，不过，你还有一个方向，是请求分割共同家庭财产中的贡献份额。

不是借贷，而是基于不当得利或合伙性质的分配，请求按公平原则酌情补偿。

我听得稀里糊涂。

他看我皱眉，换了句厚道的话，说，人讲理，法讲证，你讲的是心证，法庭摆的是物证。

我鼻子发酸。

他说，可以起诉，但结果很难说，可能会调解。

我说我不怕调解，我只怕这话一辈子不说出口，我就看不见自己了。

他说，那就写诉状。

我跟他定了服务费，回家翻箱倒柜找当年的收据。

柜子里有一个铁皮罐，是我爸单位发的白糖罐，几十年了，盖子边缘早就被碰得起毛刺。

我小时候偷糖就从这里下手，糖一颗一颗像小石子，甜到牙疼。

如今里面不是糖，是几张发黄的发票，上面字都晕开了。

是当年的水泥票，红砖票，钢筋票。

出票抬头写的是我妈名字，交款人那一栏空着或者写的“现金”。

我拿着这些去找律师。

他眯眼看，说，这只能证明当年确有修缮，不能证明钱从谁来。

我知道。

可我还是把它们放进了卷宗里。

法庭开庭那天，天冷，风钻进裤腿。

走道上有人打喷嚏，门口有人抽烟，灰溅在地砖上，一踩就散。

我妈换了件深灰色呢子大衣，头发用梳子梳得服帖，像过年时的她。

我坐她对面，一眼就能看到她眼角的那颗小痣。

那是我小学时放学跟着妈去食堂，她抬头一看表，那颗小痣就在日光底下，黑而亮。

我们都没说话。

法庭上讲理不讲情。

审判员问我诉求，我说，请求确认补偿款中扣除合理部分后，按我的贡献比例予以补偿十三万，并考虑时间价值酌情加计利息。

我说这句话时，手背上汗凉。

法官问我依据，我说当年的事实与证人证言。

旁听席上有人低低议论，像夏天墙角的蛐蛐叫。

我哥没有，我弟在外面，我妈只带了她一个远房姑表妹，说是证人。

律师提出调解。

我妈不同意。

她抬头说，法官同志，女儿给娘家出钱，那是情义，也有孝心的份。

情义也分轻重，孝心没有价码。

如果按这个判，今后哪个孩子还敢往家里出？

法官敲了槌，提醒她注意表达，只讲事实。

她又换了一种说法，说，当时盖房，是全家共同意志，全家共同使用。

她作为户主负担主要费用，女儿只是给了些钱，至于是多少，她不记得。

我在她的“不记得”三个字后面打了一个寒战。

我站起来，说，妈，你记得。

她看了我一眼，眼里过了一丝什么。

法官问我证人。

我把隔壁大婶叫进来，大婶戴着绿绒帽，门牙掉了一颗，说话“嘶啦嘶啦”的。

她说，当年苏琴拿了钱，拿了多，拎了两大包，从厂里坐车回来，一坐就是一下午。

那时候我还劝她留点儿，姑娘家留点儿手头钱，免得日后张口。

她说那不是给别人，是给娘家。

法官问她，具体多少，你知道吗？

她愣了一下，说，我看着沉，十三万有吧。

法官像在脑子里勾了一下。

我心里也微微一松。

轮到我妈那边的证人，她说，当年乡里兴修，大家都给力，把钱凑在一起去仓库拉了材料。

谁多少钱算不清。

我抿嘴，感觉到一股从胃里上来的酸水。

法官宣布休庭调解。

调解室里光线暗一些，墙上贴着“以和为贵”的字。

一个书记员端茶在桌上，一阵热气模糊了我的眼镜。

调解员是个中年女法官，声音不高，她说，母女再大的问题，能坐下来谈就别翻到桌子上打。

我看着我妈的手，她把指甲剪得很短，像她一贯的风格，利落。

她没看我。

女法官说，老人心里有个小儿子，你心里有个当年的记忆，这两个东西都是真的。

因为都是真的，所以才撞上了。

她说，拆迁补偿不是谁的荣誉证书，但你们可以拿它做一个心意的摆渡。

我妈抬头，说，讲体面，讲人情，我也想讲，可这钱来得不容易。

我现在就一个念头，我走了之后，不拖累儿女。

女法官看向我，说，你要的不是钱，是一句承认。

我点头，喉咙发紧。

她又说，那就寻个折中的路子，老人给你一个明确的补偿数字，写清楚不是债，是补偿，是对当年贡献的认可。

同时，保留她为小儿子筹首付的安排。

你们都退一步。

我妈沉默。

沉默的时候，她的背影像我穿过的那些冬天，一层层叠过去。

我想起小时候冬天她给我搓手，把我冻得发紫的手夹在她的两手心里，哈气。

那时候她的手心是暖的。

我说，妈，我不要利息，也不要大头，我要你写下“这十三万是女儿苏琴当年为盖房出的”的字样。

你写了，我心里就落地。

她抬眼看我。

那眼神里有一瞬的松动，像冰上微微裂了一道缝，水从下面冒出来，又倏忽冻结。

她说，给你十万行吗，钱我这两天就转，写字也可以。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发虚，但还是竖着。

我不知道为何，听到“十万”两个字，我的眼里一下子就湿了。

女法官说，这个调解方案，我记下。

你们再想想。

我妈把包拉链拉上又拉开，掏出一支黑笔，一张白纸。

她写字不好看，弯弯绕绕，像小河。

我看她写“当年盖房，女儿苏琴提供……金额……特此说明”。

笔在纸上走，发出粗糙的沙沙声。

我的心也跟着那个节奏，时断时续。

她写完，把纸在桌上抹平。

我那时突然想起两件小事。

一件是我十五岁那年我爸在工地摔了一跤，膝盖血糊一片，她骂骂咧咧地把他扶回家，嘴里骂，手上轻。

一件是我二十三岁那年给她钱，她背过身抹眼睛，以为我没看见。

其实我看见了。

这些场景像鱼群一样从水底浮上来，又沉下去。

我把那张纸收进文件夹。

我没有立刻收下那“十万”。

我对女法官说，能不能给我们点时间。

她点头。

我们出了调解室，走廊上光线更冷。

我妈背着包，步子比刚来时慢了一点。

她说，吃点东西。

我们走到法院外的小面馆，蒸汽腾腾，辣子油香。

她点了两碗臊子面，还要了葱花多点。

我坐着，看她把辣子往里面一拨，拨得红彤彤。

她抬头，像对着空气说话，又像对我说，闺女啊，娘这辈子，见过几个坎，大的坎小的坎，都是这么过去的。

你爸走那年，我把屋里屋外都拆了重来一遍，人都说你看这女人硬，我自己知道，硬是被逼的。

她说，你弟，小，自小身体就弱，你那时候当姐姐，抢着干活，娘看在眼里，娘知道你有责任心。

可这年头，家里事，真是左手拿右手，谁都不想疼。

她把碗往我这边推一推，说，吃吧，凉了不好吃。

我说，妈，我不想跟你上法庭，可我也不想再被一句话打回去。

她沉默，又笑笑，说，你也有你的小家，你做娘了就知道。

这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另一个门。

我儿子那天晚自习，发消息说，妈，明天要交资料，班里说你最会写申请，帮我写。

我回他，行。

我突然意识到，孩子看着我的背影长大。

我怎么走，他怎么学。

我不想教他“忍”是唯一的办法。

但我也不想教他“硬就是赢”。

回到家，我把那张写了“说明”的纸拿出来，又放进袋子，拿出来又放进去。

我老公看着我，什么也没说。

他把茶倒上，热气往上冒。

过两天，调解书下来了。

内容简洁，说双方自愿达成一致，老人出资购置新房，女儿苏琴当年对原房屋的建设有实际经济贡献，现老人自愿一次性向女儿支付补偿十万元，并出具书面说明，双方自此互不追究。

我看着那“自此互不追究”，心里像被人轻轻放下了一块石头，又像被人悄悄搬走了一个角落的墙砖。

那“十三万”没全拿回来，甚至还差得有点远，但那张纸，那句话，像个火种。

几天后，街坊巷里都知道了。

有人啧啧，说，闺女把娘告了，哎呦喂。

也有人劝我妈，说，有个说法就行，别跟孩子结梁子。

还有人看热闹，多看两眼，看我笑不笑，看我妈哭不哭。

北城的冬天，风把消息吹得满天飞。

有人在菜市场买菜时碰见我，埋怨我，说，不孝。

也有人在公交站跟我说，佩服。

我笑笑，哪个字也没接。

真相总是穿毛衣的，暖不暖只有自己知道。

新房钥匙下来了，我妈领着我弟去验房。

我那天正好休班，跟着去看。

电梯里人多，孩子们嘻嘻哈哈，大人抬着纸箱，带着新家的味道。

我妈站在电梯里，有点不自在，把衣角掖了掖。

到了二十二层，门一开，阳光一大片照进来，地板纸还没撕，窗外是整片的雪白的楼顶。

我妈伸手摸一摸墙，说，真白。

她一向喜欢白，不喜欢花里胡哨。

我弟说，这里好，以后妈妈可以住客厅这边朝阳的那间。

我妈笑，眼角的鱼尾纹深了一点。

我站在窗边，看见远处一条灰白的线，那是老棚户区的方向。

我突然想起我们家旧院那口井，井边有一块青石板，冬天太阳出来时，石板上微微发暖，我就趴在那里写作业。

我想起我爸下班回来，拎着饭盒，铝制的，敲一下“当当响”。

我想起我妈在灶台前忙，煤球“哧溜”一声滚下来，打到我的鞋面上，我疼得抖了一下，她骂我“没长眼”，转头又用手把那块烫的煤球捏起来。

那时候她的手，是能忍痛的手。

这几年她老了，手的背面有斑点，走路不太稳。

时间像一把尺子，量着我们走。

搬家的那天，我妈把那铁糖罐也带了。

多少年，它始终是家里一个角落的器物，像一个承载物，把家的味道装起来，又慢慢放出来。

我们把东西收拾得差不多，她把糖罐放在厨房柜子里。

我说，妈，还有糖吗？

她笑笑，从里面拿出一小把，是白砂糖，有点潮，粘在一起。

她说，留着，甜甜嘴。

我接过来，舌头一碰，甜得直冒。

我看着她。

她说，你爸在时，就爱偷糖，我在外屋就能听见他那“当当”的声响。

我笑，说，原来你都知道。

她说，当娘的，哪能不知道。

我突然觉得鼻子里发热。

我把那十万收到银行卡上，没动。

我把那张说明复印了两份，一份放家里，一份放单位的柜子。

有时候我心里还会刺一下，刺痛。

这刺痛不是为了那三万没拿到。

是为了那句“泼出去的水”。

我后来去看了心理学的书，说家庭里最扎人的话，往往是一句平常话。

它像钩，挂在你心上，走到哪儿挂到哪儿。

我开始学着换个角度看这话。

如果我把自己看成自来水，不是水瓢里的水，就不怕“泼出去”。

我对儿子说，人呐，外面风大，你把心放稳，别被风刮跑了就好。

他点点头，拿起书包的带子，背上。

有一天，我妈来我家，带了些菜，有莲藕，有土豆，有黄豆芽。

她照旧把菜摊在案板上，刀切得“哧啦哧啦”。

我让她歇着，她不坐，她说，坐不住。

她做了锅藕汤，汤白白的，冒着热气。

她把一碗端给我说，喝，补。

我把碗端着，喝了一口，心里暖。

她低声说了一句，闺女，娘写那张纸，不是怕你告，是想让你心里落个地。

我看她。

她眼睛没看我，盯着锅里的汤滚。

她又说，我这辈子，话直，心也直，有时候说快了，还没到心里就到了嘴上，你多担待。

我喉咙里像装了棉花，挤压。

我说，妈，我也有错，我太急了。

有些话，晚一天说，不一定就不算话。

她笑了下，说，谁没有急的时候。

我们娘俩，有时候就像两个磨盘，挤一挤，才把粮食磨出来。

这话说得有生活气。

我们吃完饭，她背起那个旧帆布包，里面鼓鼓囊囊。

我说，我送你下楼。

她摆摆手，说，不用。

她走到门口，想起什么，又回身，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

是那铁糖罐的盖子。

她说，罐子放你那儿吧，盖子我拿着，留个念想。

我愣了下，笑了。

我说，好。

过了两周，北城下了雪。

雪落在新房外的阳台上，落在旧区的瓦片上。

世界一片白，有点干净。

我想起那些碴碴巴巴的日子。

人这一生，很像拆老房子。

拆的时候灰大，呛嗓子，可你不拆，里面的老虫子蛀得更深。

你得选一个日子，戴上口罩，拿起锤子，挨着砸。

砸完，抹一把脸，抬头看，天更亮一点。

可人不能老盯着瓦砾看。

你还得想着新房的窗子，什么时候装上窗帘，布是蓝的还是白的。

我妈有时还会提起“当年盖房那会”，她一提，我就看见她汗湿背的样子，手臂上青筋暴起的样子。

那时候，我愿意把她看成一个“为家扛事”的人，而不是仅仅把她看成“说话硬”的人。

我也愿意把我自己看成那个拿着五百五十元工资票据，一点点攒钱的小姑娘，而不是“告娘”的人。

人可以换种看法，就像冬天太阳一出来，雪会闪光。

那年春节，我们回老院看最后一眼。

大门被红砖堵了一半，墙上喷了个“拆”字，红红的，像一朵花，开在冬天。

我妈站在门口，手插在袖筒里，身子微微发抖。

她伸手摸了一下那“拆”字，手指上沾了一点红粉。

她把手指在衣服上揉一揉，笑了一下，说，真红。

我说，妈，走吧。

她“嗯”了一声，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一眼。

她这个回头，我记了一辈子。

我心里忽然明白，人在告别的时候，哪怕走得再坚决，也会回头。

那不是舍不得房子，是舍不得那时候的自己。

我跟上去，把她的胳膊挽上。

她的手腕像一根细竹，冬天的竹，冷，可有韧劲。

我们走到街角，风来，吹得脸疼。

她突然说了一句，闺女，人活着，就是一口气。

这口气，不是争强好胜，是不丢自个儿。

我笑，说，妈，这话你说得好。

她也笑，说，谁说当娘的就只会说“泼出去的水”，我也会说句明白话。

我们就这么笑着，走进人群里。

后来，我把那十万拆成了两份。

一份给我儿子在教育基金里存起来，名字写的是“房根”。

一份拿去给厂里工友小金的孩子治病，没多，凑个数。

我知道，当年我那十三万，是往下扎根的力，也是往外托人一把的劲。

钱是数字，情是线，线穿在指头上，有时勒得疼，可你把它织起来，能挡风。

我妈和我，像两根线，有时纠着，有时并着。

拆迁结束后，人群散了，风吹过，地面干净了。

老院子不在了，院子里的石榴树也不在了。

但人的记忆，不靠墙站着。

它靠物件寄，就像那铁糖罐。

有一次，我拿着罐子，坐在阳台上晒太阳。

我把盖子打开，里面有两张旧照片。

一张是我小学运动会，我穿着蓝白校服，正往前跑，头发飞起来。

另一张是一家人在屋里合影，背景是绿底花，墙上贴着毛主席像，我爸把手搭在我妈肩上，我妈的嘴角上扬了一点。

我把照片放回去，把盖子按上。

盖子“当”的一声，轻，稳。

我知道，那些走过的路，那些说过的话，那些拿过的、舍过的、争过的，都在里面。

我也知道，法庭不是我们的终点，它是一个桥，趟过有些凉，到了对岸，风其实一样大，但心的方向不同了。

有人问我，后不后悔？

我说，后悔过，也不后悔。

后悔的是，让妈的脸让人看，难堪了一回。

不后悔的是，我看见了一个自己的样子，是站着的。

这世界不缺坐着的人，也不缺跪着的人，缺的是能站起来又能弯下腰的人。

我妈也在学弯腰。

有一次，亲戚来家里，她再提起那十三万，换了句说法。

她说，闺女当年帮了一把，娘记到心里了。

我在客厅里端茶，听见这句话，心里软。

软到想哭。

我没回头，怕她看见我的眼眶。

我知道她也在学，学着用新的词替旧的词。

这是一家人该有的努力。

我也在学，学着用别人的好遮住别人的短。

人不可能没有短处，关键是别拿刀子在那短处上戳来戳去。

有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又回到老院子，南屋门口挂着风铃，风一吹，叮当响。

我走进去，见我妈在灶台前，一手捏着煤球，一手翻菜。

她回头冲我笑，说，闺女，糖罐在第二层，拿点儿糖吃。

我伸手去拿，摸到冷冰冰的一片铁，端出来，里面是白砂糖，亮亮的。

我在梦里尝了一粒，甜，过了。

我醒来时，眼角湿。

窗外凌晨四点，城市的灯还亮着一些，像灯塔，像星星。

我知道，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苦，有时候甜，更多时候是不咸不淡，但你只要愿意，给自己调一勺糖，日子就能过。

这么多年，我跟我妈，绕了一个圈。

圈不小，绕得我们都喘。

可最后，我们又回到同一条道上，手挽手走。

人要分开很容易，说一句“泼出去的水”就行。

要走回头路，很难，得一大段沉默，得几碗汤，得一张纸上几个拙字。

可那又怎样。

难，不代表做不到。

我经常对儿子说，做人，就像打补丁。

哪儿破了，哪儿补，补得好，不怕看，反而有味道。

他笑他妈土，我说土不怕，土里生长。

后来，我把法院那张调解书夹在家庭相册里。

有一天我妈翻相册，看到了，愣了一下。

她把手指放在那页上，盖住“调解”两个字。

她抬头看我，我看她。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们家的“情”，也许不再是“泼出去的水”。

它像糖，洒在汤里，化了，甜在里面，一不留神就喝进去了。

那天晚饭后，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嘴里咕哝“这玩意儿真麻烦”。

我过去把频道调到她喜欢的戏曲频道。

她看了一会儿，转头问我，闺女，你还在意那三万吗？

我愣了一下，笑。

我说，妈，不在意了。

她点点头，说，不在意就好。

她又慢慢说了一句，娘也想明白了，水是会流回来的。

我“嗯”了一声，也慢慢点头。

这话，像一颗小小的白糖，轻轻放进滚烫的汤里，立刻就看不见了。

可它确确实实在那里。

光阴过处，留下的不是账，是这点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