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李鹏和邓颖超在重庆的珍贵合影，他12岁，称呼“邓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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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2岁的李鹏，和邓颖超在重庆留下一张合影，他当时亲昵地喊她一声邓妈妈。

这一声称呼，不只是孩子对长辈的依赖，更是历史长河里一个温情的注脚，连接起了两代革命者的命运。

照片里的李鹏年纪还很小，但是整个人干净利落，衣着整齐，很有小男子气概。

很多人后来谈起李鹏，总是联想到他作为共和国领导人的庄重形象，严肃的面庞，厚重的嗓音，说话不紧不慢，透着一种冷静。

但在小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失去父亲、颠沛流离的小少年，父亲李硕勋早年牺牲，母亲带着孩子辗转求生，艰难而又倔强。

他们一家人从上海迁移到了成都，在这段时间里，母亲既要想尽办法秘密地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帮助党组织。

又要全心全意地照顾李鹏和他的妹妹李琼，生活过得非常不容易，经历了许多艰辛和困苦。

但幸运的是，她得到了邓颖超等革命同志的关怀与帮助，李鹏的父亲是周恩来同志的亲密战友。

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不错，对于革命烈士的后代，周恩来以及邓颖超自然也是多加照顾。

要知道，当时的邓颖超，已经是家喻户晓的革命女性，她不仅是周恩来的伴侣，更是妇女运动的重要领导者。

她有一种极其特别的气质，温婉而坚定，亲切中带着原则，很多当时的青年人，见到她都会感到一股温暖。

而对李鹏这种失去父亲、渴望母爱的小少年来说，这份温暖简直就是救命的阳光，邓颖超也真正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去关心。

邓颖超这个名字，和中国现代史紧密绑定，她出生在1904年，比李鹏大整整一代人，她从五四运动时期走出来，一路参与革命，经历了无数风雨。

她的经历决定了她对青年一代特别有感情，对她来说，培养下一代，不只是家庭的小事，而是关乎民族未来的大事。

在重庆的岁月，邓颖超常常关心身边的青年，无论是地下工作者的孩子，还是普通百姓的学生，她都尽量伸出援手。

她和李鹏的缘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可以说，邓颖超不仅仅是给了李鹏情感上的慰藉，更在精神层面上为他树立了榜样。

她那种面对艰难依旧从容、始终心怀理想的姿态，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李鹏，如果说李鹏后来在政治上表现出一种坚毅而低调的风格。

李鹏并不是天生爱表现的孩子，他更喜欢默默观察、安静思考，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态度坚定。

受母亲和身边革命者的影响，他从小就立下了将来要为国家出力的想法，周恩来和邓颖超对他的关心，更让这种理想具体化了。

对一个少年而言，能近距离看到这些革命家如何在风雨飘摇的环境中依然坚守信念，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教育。

在重庆时，李鹏常常能见到周恩来、邓颖超，他们不仅仅是革命领袖，在孩子们眼里，更像是无所不能的长辈。

邓颖超是真的会把他当孩子看待，她会关心李鹏的学习，也会问他身体状况，有时候还会叮嘱一些生活上的细节。

一个革命女性，肩上背负的是整个民族的重担，但她仍然能抽出心力去关心一个少年，这就是她的胸怀。

邓颖超给李鹏的影响，更在于一种精神上的示范，她那种对理想的执着，对家庭的温情，对朋友的仗义，全部融在日常点滴里。

李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种熏陶，他后来在政治上虽然很严肃，但在家庭生活里，却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他和夫人朱琳的感情一直很深厚，对子女也充满责任感，可以说，邓颖超给了他一份榜样，怎样在革命理想和家庭温情之间保持平衡。

1940年代末，新中国即将成立，很多有志青年都开始思考，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李鹏也在其中。

他的选择是走出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派往苏联学习水电工程。

这一段经历，对他来说是人生的重要转折，一个少年从重庆的战火中走出来，又远赴异国他乡，去接触全新的知识体系。

这种跨度，足以让任何人发生蜕变，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李鹏更加沉稳了，他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也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氛围。

他明白，中国要强大，必须靠自己建设，而自己未来的使命，就是参与这份建设，可以说，如果没有重庆时期的情感滋养和信念打底。

李鹏未必能在异国他乡坚持下来。毕竟，那时候的留学生并不轻松，语言、文化、生活习惯，全都是挑战。

但李鹏有一种认准了就走到底的性格，他心里有父母的嘱托，有邓妈妈的期望，所以没有什么能让他轻言放弃。

当然，邓颖超她是中国革命史上极为独特的一笔，年轻时，她是学生运动的先锋，中年时，她是周恩来的伴侣和助手，晚年时，她更是国家元老级的长者，慈祥又威望深厚。

她一生没有亲生孩子，但她用母亲般的胸怀，照顾了很多革命后辈，李鹏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一个女性，在风雨如晦的年代。

既要面对随时可能的牺牲，又要照顾一群失去父母的孩子，这需要怎样的坚韧和大爱，这就是邓颖超的伟大之处。

她让人看到，革命并不只是枪林弹雨，也可以是温柔的守护和细水长流的关心，而正是这种大爱，让邓颖超在中国人的心里有着独特的位置。

她不是高高在上的领袖，而是人民的妈妈，李鹏叫她邓妈妈，其实代表了很多青年一代的心声。

在那个革命家庭互相扶持的年代，其实也折射出中国革命的一个秘密，情感纽带极其重要，很多时候，理想和信念是抽象的。

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能支撑人走下去，李鹏后来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强调责任与担当，这背后，其实就是那份在少年时期就被植入的情感基因。

时间很快推到1950年代，李鹏结束了在苏联的留学生活，怀揣着满满的知识和满腔的热情，踏上了回国的列车。

彼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需要大批技术人才来支撑工业化进程，李鹏选择的方向很明确，电力，特别是水电。

他认定，电力是现代化的基础，国家要富强，就必须解决能源瓶颈，于是，他一头扎进水电建设。

无论是小型水电站，还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大型工程，他都参与其中，别人眼里这是苦差事，风吹日晒，条件恶劣，但李鹏心甘情愿。

他不善于花言巧语，却特别能吃苦耐劳，有人说他像个工程师一样工作，其实这恰恰就是他的优势，脚踏实地，重在落实。

这一阶段，他和邓妈妈的联系并没有断，邓颖超时常关心这些青年干部的成长。

到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改革开放，这个时候，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人才。

还需要懂管理、懂决策、能把握全局的领导人，李鹏的沉稳和专业背景，让他一步步走上了更高的舞台。

他当过电力部部长，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很多人说，他是从电力走出来的总理。

确实如此，他的履历几乎与能源密不可分，他对电力行业的理解之深，远超一般政治人物，所以在关键时刻，他总能做出比较务实的决策。

不过，李鹏的个性决定了，他并不是一个会讨好舆论的人。他的风格更像是老黄牛，默默承担责任，却不太在乎别人是否理解。

有人评价他刚直，有人说他缺乏圆滑，但无论如何，他确实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的建设。

与此同时，邓颖超逐渐进入人生的晚年，她的身份，早已超越周恩来的妻子，她是妇联领导人，是政协主席，是共和国的道德楷模。

她晚年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慈祥，无论是年轻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只要见过她，几乎都会用这个词来形容。

但不要以为慈祥就是软弱，邓颖超骨子里的坚毅，从未减少过，她对原则的坚持，对人民的感情，始终如一。

她看待李鹏，也不仅仅是孩子，而是可以担当大任的接班人，这种信任，对李鹏来说，既是鼓励，也是压力。

1990年代，李鹏作为国务院总理，正值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邓颖超虽然已经年事已高，但她依旧关心国家大事。

两人偶尔见面，依然保持着那种母子般的亲密感，这份情谊，从1940年代的重庆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的北京，跨度半个世纪。

邓颖超晚年常常说，她这一生没有子女，但她并不遗憾，因为她把无数革命后辈都当成了孩子，而这些孩子，也把她当作真正的母亲。

实际上，很多革命后代都曾受到她的照顾，她的精神，像一盏灯，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人，这种精神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特殊的元素。

它让人们看到，政治并不是冰冷的权力游戏，还可以有真挚的感情和温暖的守护，李鹏和邓颖超的关系，就是最好的证明。

步入晚年，李鹏逐渐淡出一线，但他并没有远离政治，他依旧关心国家发展，尤其是能源问题。

李鹏晚年生活其实相对简单，他喜欢安静，喜欢和家人待在一起。他不爱抛头露面，也不喜欢张扬。

但只要国家遇到重大问题，他总会从大局出发，给出自己的意见，这种责任感，一直伴随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李鹏和邓颖超，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时代，但他们之间的这段情缘，却超越了时代，成为永恒的温情。

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历史力量，不仅仅来自宏大的叙事，更来自那些看似微小却极其真实的瞬间。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库——邓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