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等待》

这是发生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的事了。那时，妈妈管我可严了，一步都不让我多走，一下班就赶忙回家看我在做些什么功课，做完了没有，房间打扫了没有。如果在跳皮筋或者和女同学们说笑呢，她准会板着脸叫道：“小丽，回家！”根本不管人家正玩在兴头上。要是我不在家，那她可就急啦，首先拨遍小本上的所有电话号码，然后，到她所认识的我的女同学家挨门挨户地问，直到把我从欢笑的人堆中拉出才罢休。回家后，还要一个劲地训斥我不爱学习，不爱劳动，光知道玩。妈妈这套管理办法，我真是烦死了。

别人家的孩子，最盼星期天，好痛快玩玩；我却最讨厌星期天。每逢这一天，妈妈就有全天的时间看着我，她让我坐在她旁边，复习上周的功课，连哥哥和我说几句话，她也要唠叨几句：“不要影响妹妹。”我觉得我简直是世界上最苦闷的人。

“五一”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全家照例坐在屋里看电视。又是《平原作战》，也不知放过多少遍了。妈妈安详地打着毛衣，爸爸在看《参考消息》，哥哥则在剪指甲，谁也没看电视。我瞧他们还挺自在，便坐不住了，对爸爸说：“爸爸，我出去凉快凉快。”爸爸还未答话，妈妈插嘴了：“天都黑了，哪去？”我白了妈妈一眼，不愿理她。哥哥显然也难受得要命，他大声“嗨”了一声站起就走。

妈妈叫住了他：“干什么去？”

“玩会儿去，在家呆坐着没意思透了！”哥哥站住脚说。

“一个星期就这么一个晚上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你还要玩去？”

妈哈的话使哥哥只得又转身坐下。他见爸爸嗬嗬笑，便问爸爸：“爸爸坐过牢吗？”我霎时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禁笑着说：“我坐过。”哥哥也笑着：“什么滋味？”“反正、反正特别难受。喏，就像现在这会儿似的。”爸爸笑了，他把报纸翻了个面说：“坐牢可不比坐在家里呀！”哥哥说：“坐牢还有放风呢。”

“哈哈哈！”我不禁大笑起来。妈妈似乎听出了一点味来，在椅子上活动了一下身子，说：“你呀，小丽，就嫌管你管得严了，恨不得没有管你才好。”我不高兴了：“当然了，您光想让我像家庭妇女一样在家闷着。”哥哥帮忙了：“这点我支持小丽，妈妈老把我们关在屋里，上街还要领着。我们是青年人，能和你们老头老太太一样吗？”“就是，你没过过年轻时候吗？把人都快憋傻了。”

我和哥哥一唱一和地攻击妈妈，妈妈半晌没说话，忽然她问我：“小丽，那天和你说话的是罗玲的哥哥吗？”“哪天？”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五一’那天，我怎么从没见过他？”噢，妈妈还记着呢：“你没见过的人多着呢。”“你可不能在外面乱认识人呵，我们医院吴大夫的女儿就让流氓给追上了，现在，连管也管不了啦。”唉呀，这说到哪去了，真恶心！我又急又气：“那就是罗玲的哥哥，您不信调查去呗。”“不是指那件事，我是叫你注意些。”

闹了半天，这就是妈妈把我管得这么紧的原因！要想了解这件事的首尾，还是从我偷看《安娜.卡列尼娜》说起吧。

“五一”的头一天，我放学回来，把房间收拾好了，坐在我自己的桌子旁，摆上一大堆作业本。我估计妈妈今天回来得要早，预先摆好学习的架子。然后，我偷偷跑到哥哥的房间里，从枕头下摸出书本。我早就发觉他每晚等妈妈睡觉后，开着台灯看书，从钥匙眼里也看不清是什么书。不过，肯定是有趣的书。

我捧着哥哥的书，溜回我的屋里，兴奋得心里猛跳。我坐在床上，小心地翻开第一页：“《安娜.卡列尼娜》！”我惊喜得差点叫出来。常听人说，这是一部外国的好作品，可总也借不到。爸爸倒是有一部，妈妈却给锁起来了，对我说：“年轻女孩看什么《安娜.卡列尼娜》？学不出好，老老实实看你的课本去。这些全是封、资、修的东西，现在都不出版啦！”所以，我直到今天连《安娜.卡列尼娜》的边也没摸过。我先跑上阳台，看看有没有妈的影子。妈妈这会还回不来，我便舒舒服服地坐下，低头看起了书。长期没有书看，一看到这样感人的书，那贪婪劲活像要吃了它。

我津津有味地读着，不时地翻翻后边，想看看书中人物的结局和事件的发展，一点也没注意妈妈竟然悄悄地回来了。她一眼认出了我读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急了，一步扑了上来，“哗啦”将书一把夺了过去：“好呵，回家来不好好做作业，偷看禁书来了。你不要脑袋了？你没看报纸上成天都在批这些书么？”我先是吓了一跳，后又气得不行。

我嚷嚷着：“看看怎么啦？他们还能砍我脑袋！我看不出它有什么毒来！”

“唉——”妈妈叹了口气，“我不是和你说过吗？不要看这些书，看这些书是犯法的！”我垂头听着，心里不太服：“看这样的好书也犯法？这是哪家的法呀！”“你还有理！你呀，真叫人操心。当时姥姥就没为我操这么大心。”“你那时还不知道革命呢！”我顶嘴道。“你不用厉害，明天给我待在家里，哪也不准去！”

“五一”也不让出去玩，我气得眼泪禁不住在眼里打转。我忍住泪一扭身跑回我的小屋。

正在这时，门开了，爸爸回来了。哥哥跟在后边。一进门，爸爸就说：“老辛，说孩子那么大声干嘛？邻居都听到了。”“噢，你回来了，你来批评批评你的宝贝女儿吧。”

说心里话，我喜欢爸爸。他是在部队搞政治工作的，和我们兄妹常聊天。不管我们对国内外政局形势的看法是多么幼稚，但他总是正正经经地和我们讨论。当然，不免要开些玩笑。我们和爸爸的关系是愉快的，随和的。爸爸是主张我们多看些书，多接触些人，开扩知识面的。但妈妈总以我们的年轻、幼稚为理由来阻止。鉴于当时社会上流氓成群的混乱局面，爸爸也不太放心让我们乱跑。所以，也就和妈妥协了，但还是指点我们看些文学作品。

爸爸放下皮包，走到我跟前，摸摸我的头发：“小丽又犯错误了？”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受了委屈，本来是忍住了泪水，但只要一个亲近的人一句不管什么话，就会引起“决口”。爸爸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成双地滚了下来。

爸爸看我这样，反倒呵呵笑了起来：“哟，这么严重，谁委屈你啦？是不是妈妈？告诉爸爸。”我抽泣着光点头说不出话。

妈妈推了下爸爸：“你怎么回事？这孩子看起《安娜.卡列尼娜》来了，你说像话吗？”

哥哥刚要说什么，爸爸拦住了，爸爸说：“愿意看《安娜.卡列尼娜》好呵，不错嘛，你看得懂吗？”我擦了擦眼泪，说：“那有啥不懂的。”爸爸搓着手说：“你有这个要求不坏，可是，你为什么不通过合法渠道来读呢？向我们申请，怕妈妈斥你，不要紧，妈妈还有不关心女儿的？你的斗争艺术性差点，哭鼻子是一种手段，但不一定达到目的。你应该向妈妈讲清你的理由呵，我担保，她会同意的。”

我噘着嘴说：“我跟妈妈提过好多遍了，她根本不理。”妈妈不满地对爸爸说：“你怎么好同意孩子看这禁书？”爸爸笑着对妈妈说：“这些禁书可不是坏书呵！孩子嘛，求知欲望盛，我们应该支持。看《安娜.卡列尼娜》，她们不一定能看懂，是有些危险性，但为知识而冒险，何乐而不为？我们也可以指导他们嘛。当然，这些书得藏在家里看，拿出去让某些人看见，那可是有点麻烦的！”

爸爸见妈妈要反驳，便急忙截住说：“今晚暂且休会，明天游园去。”他从兜里掏出几张游园票，挥着。爸爸很注意方式方法，从不在我和哥哥面前暴露他和妈妈的不同“政见”。他很照顾妈妈的自尊心，他也知道，当着我们，妈妈决不会让步，便挂了免战牌。妈妈也不好再争了，对我说：“把功课做完。”和爸爸一道出去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在衣柜里乱翻，挑出一件爸爸给我的女式的确良军上衣，这是我的“大礼服”。我没有什么式样新颖、颜色娇嫩的衣服，我也不敢穿，怕人家说我臭打扮、“业余华侨爱好者”。军装挺帅，又大方，又不土气。我正要往身上套，坐在一旁用绒布擦眼镜的妈妈说话了：“小丽，别穿军装。”我不让她听到地嘟囔：“管着吗？”一面继续穿。妈妈把眼镜戴好，站起来说：“不要穿军衣嘛，穿那件墨绿条绒上衣多好。”我对妈妈真是不满到顶了，什么都干涉。我怒气冲冲地说：“穿军装怎么啦？”“你没看有些流氓专门跟穿军装的女孩子过不去吗？”“我不去了！”我一赌气把军衣扒下来，往床上一抛。

爸爸皮鞋“咔咔”地走了进来，满面春风地对我们说：“你们整好容没有？”妈妈说：“人家又不去了。”爸爸惊讶地看着我，我扭过脸说：“我功课还没做完呢。”“嗨——，回来再做，快换衣服，九点就开始了。”

妈妈把那件只有小丫头才穿的条绒上衣拿给我，口袋还绣着小鸟呢。我把它拨拉到一边去，翻出件“学生蓝”穿上了，要不是看在爸爸的份上我就真不去了。

“五一”这天的天气，可以说好极了：天空蓝蓝的，有几朵棉絮般的白云；整个天安门广场被太阳照得亮堂堂的，天安门城楼的金色飞檐一闪一闪地反着光，耀人眼睛；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到中山公园的宫墙上，各色彩旗呼啦啦地迎风舞着，和苍松翠柏，交相辉映；金水桥畔，五颜六色的人群挤来挤去；从中山公园敞开的大门可以看到公园里花团锦簇，悦耳的音乐声飘了出来，在广场上扩散、回荡。由于入场的人太多了，我们全家便站在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下面，等会再进。

“小丽，你也来了。”我一抬头，呀，一个高高的男孩子笑容满面地站在我面前，我红了脸。是罗玲的哥哥罗新，罗玲是我的好同学。我不大自然地笑着说：“是你呀，罗玲来了吗？”“来了，她在那边呢，你叫她吗？”“不，我是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的。”我指了指爸爸妈妈，催罗新说，“你快找罗玲去吧。”

爸爸发现了我们，他走过来笑微微地问我：“这是同学？”我还没来得及摇头，他又对罗新说：“和我们一齐进去吧？”“不啦，叔叔。”罗新笑着扬了扬手，跑了。妈妈这当儿也走了过来，问我：“这是你的同学吗？”“不是，是罗玲的哥哥。”妈妈似乎有些怀疑地望了望罗新的背影，一边又瞧瞧我的表情。我真烦死妈妈这一套了，什么事都好像需要研究研究，挺警觉的样子！……

今天晚上，妈又提起了这件事，不由我不气。我想起妈妈平素对我的“苛求”，想起爸爸许多美好的允诺被妈妈无情地打消，我忍不住了，泪水和着我激动的话语一起倾泻出来：“有什么可注意的。我也不是犯人，成天不让出去，小说也非得看新版的；和同学们玩也要拦，还说那恶心话！你可以把罗新找来对质嘛！”长期来的委屈、不满都聚集在嘴边，反而说不出来了。我的话哽咽住了，只有泪水无碍地流着。妈妈要是骂我，我就骂她，不在这个家啦，退学，到遥远的地方去，让他们找我，他们准会着急的，到那时他们才知道“虐待”我是多么不应该。一想到和家庭决裂时的情景，我的眼泪更止不住了。

妈妈奇怪地沉默了，哥哥害怕地一会儿望望我，一会儿看看妈妈。屋里很静，只有电视屏幕上演老头的演员在刺耳地叫喊着：“没有事啊！”我一下把电视关上了。

爸爸放下报纸，用相当严肃的目光看着我。他大概也没料到我会突然“爆发”这一堆话。我不指望他对我说什么好话，尽管爸爸常站在公理方面，但我和哥哥即便是再有理，他也不帮我们“围攻”妈妈。爸爸开了腔：“这么说，你认为你不幸福了？”“不幸福，我都想逃走。”我坚决地说。“你认为这是妈妈的错？”“当然是她。”“那么你想看什么书？现在社会上让看的只有那几本新出版的书啊！你感到生活无聊、枯燥，把这归结于妈妈不让你出去，可你出到我们这个小家庭外面，又能获得什么呢？妈妈有责任，她对你的教育有问题。是的，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单调，这是实情，但不能怪妈妈。”“怪谁呀？”“怪……”爸爸眼里忽然射出了一道怕人的光，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怪他们。”

看爸爸激动了，我胆怯了，刚才的勇气溜得无影无踪。我偷眼瞧瞧妈妈，只见妈妈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我觉得自己对妈妈太过分了，她毕竟是妈妈呀，她是爱我们的。我哭得更伤心了，但我没有认错。

爸爸说不怨妈妈，可他到底也没说怨谁。从那晚以后，妈妈的话少多了，她不像从前那样盯着我了。可我一不在家，她还是坐卧不安，非要四处转转，找找我，待见到我，又忙说：“你玩吧，我没事。”这样一来，我的心里倒不安了。确实，尽管我比从前自由得多了，然而仍是很没意思。过去我出来的机会少，一跑出家，什么都有趣；现在看来，也就是那么回事：除了跳跳皮筋，说说话，也没什么可干的。爸爸柜子里头只有《安娜.卡列尼娜》等几本旧书，那还是爸爸偷偷藏起来的。这几本书，没几星期就看完了。有时偶而在同学家里找到一本破烂的旧小说，像《红岩》《青春之歌》之类，真是如获至宝。但这种小说也不是能常得到的，而且还得偷偷地看。

每逢我无聊至极，在椅子上呆望着窗外无垠的蓝天时，脑海里老翻腾着那天晚上爸爸最后说的那些话：“你们是活泼的孩子，我们却把你们关在屋子里。这是为什么？现在社会上，有些情况反常，好人吃不开，坏人却香得很！所以流氓、阿飞不少。我们是担心把你们放出去会上当吃亏呵！我知道，像你们这么大的孩子，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往往大于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是的，今天的年轻人，仅仅不愁吃、不愁穿是不能叫他们满足的。你们，年轻人的生活应该是丰富的，有趣的，充满了歌声和笑声的。你们享受不到这些，我们，做父母的同样很难过，尤其是当孩子把这一切归罪于我们的时候。”

说到这里，爸爸顿住了，眼睛有些潮湿了。他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用尽可能平缓的声音接着说，“是谁造成了我们青年的道德水平下降？是谁造成了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你们应当好好想一想呵！在我们国家里，青年们的这种生活是不正常的，而不正常的现象是决不会、也不可能永远存在的。你们应该相信爸爸妈妈们，我们会努力使你们——我们的孩子们重新幸福起来的。难道我们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吗？”

爸爸的话曾让我哭了好几天，不是伤心，而是感动。我相信爸爸的话，也不气妈妈了。我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那百花吐艳的春天。

1978年第11期《解放军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