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之子回忆11：杨霁云先生好意要帮妈妈做股票，结果是输多赚少

《鲁迅全集》出版后，我家很快便住进了房客。首先住进一楼客堂的，是广东籍日本归侨郑老伯一家。母亲让我称呼老伯夫妇阿公阿婆。在我眼里，两老总有六七十岁了，他们有九个女儿，九小姐只比我大二三岁，阿婆的实际年龄估计才五十上下。他们的生活起居、日常言谈，完全是广东式的。而我一向生活在绍兴气氛中，因此对看到和听到的都很新奇。尤其是广东话，它对我非常陌生。因为母亲虽是广东人，却从来未听见她讲过广东话。父亲在世时，也不记得有母亲的家乡亲戚来走动。但我对广东话虽感到新奇，大概是有着血统关系吧，心理上却并不排斥。听了不久，就渐渐懂得他们在说些什么了，好比现在电脑的存储，到了一定时候，便开始"输出"。因此后来我也能讲些广东话了。直到现在，有关生活上的用语我还能讲得比较流利。阿公阿婆家还有令我感兴趣的，是用一只葫芦形的金属圆柱治病。打开这金属圆柱顶端盖子，便见一层密集的针，细如毫发。当有压力掀按时，绒针缩入端内，似乎它们每根都会独立行走。哪里疼痛不适，就在上边轻轻按动，用这绒针刺激皮肤表层，一提一放，"嗒嗒"有声。见我好奇，拉我尝试，在我的手臂上掀按，只觉轻微麻痒，颇为舒服。他们还有一只日本式胖肚炭盆，到了冬天可以取暖，还能烧冲茶的开水，和内山书店里的那只相仿。没想到正是这只日本炭盆在日本宪兵搜捕母亲时，无意中为保护父亲遗物、书籍起了作用。

原来那天半夜日本宪兵冲进六十四号，先进的是一楼郑家，开头气势汹汹，待见到这只炭盆，日本宪兵说了一句"稀巴奇"，阿婆机智地用日语应道："这是从日本带回来的。"这下鬼子的凶相稍敛了。接着，阿公阿婆又用日语与他们聊在日本横滨的生活，这就给了日本宪兵一个麻痹，让他们产生六十四号不止一家住户的印象。因此，当我家女佣双喜说三楼住了别家，他们竟然信了没去搜查。若非如此，上海鲁迅纪念馆里收藏的文物，恐怕要大大地打折扣了。写到这里，纪念馆里收藏的文物，恐怕要大大地打折扣了。写到这里，我不禁要向郑家阿公阿婆在天之灵致以深深的谢忱！同时我也要为我家佣工双喜记上一笔。除了郑家阿婆，是她的一句话，才保全了父亲的一部分遗物。双喜是广东人，由母亲一位嫂嫂带来上海，作为麻利能干的女佣介绍到我家帮工。可叹的是她身世很苦，先嫁给上海大场地区一位农民，丈夫不幸病故。直到抗战胜利后，她才与霞飞坊一位姓周的里弄保安结为夫妇。多年过去再无什么联络。所幸当时我曾为她拍过一张照片，特附刊书里，以表示我对她的怀念和感谢之情。

对于郑家二老，我当时并不知道，原来他们是叔叔搬走后，经母亲和冯雪峰商量，认为请他们进住既放心又可以有个照应。他们的女儿都是好样的：二女郑玉颜是刘长胜的妻子，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四女郑育之的丈夫是左联成员周文，父亲称赞他是"最优秀的左联作家之一"，常和胡风、周扬一起参加左联常委会议。七女、八女也参加革命，是中共党员。

母亲出狱后，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困难。只得将住房一步步向上收缩，利用楼梯旁的边沿堆放书箱，上楼需要侧身才能通过，幸而霞飞坊建筑坚固，书箱堆着顶着天花板，地板都下陷了，却没有出险。但记得有一天晚上，母亲外出开会，嘱咐我服了哮喘药乖乖睡觉。正当我蒙胧欲睡之际，忽听到一些异响，睁大眼睛望去，只见床对面的书柜箱正在一点点向前倾斜。我下意识地向床后移动，刚移到墙边，刹那间书本像一堵墙似的哗地倒下来，堆积在床垫床档上。待母亲回家搬开书本，那铁管制的床架都压弯了。假如当时我没有本能地自我保护意识，也许骨盆砸碎，成了某种残疾者。

二楼亭子间租给姓吴的兄妹。吴先生会拉小提琴，由于寻不到稳定工作，心境不佳，因此凡是听不到琴声，便是他们饿肚皮的日子。自然，那也是付不出房租的时候。这倒还是可以理解。令人烦恼的是吴先生在生活小节方面也比较粗糙，水龙头常常不关，流水潺潺，母亲听到，总是唤我去拧紧。最讨厌而又腻心的是，他常常解小手而不掀起马桶盖，弄得四周都是尿液，我每日仅大解一次，大不了擦一回，女士就免不了啧有烦言。提请母亲出面去交涉，又往往得不到通达情理的回应，因而这种小事总是悬而不能解决，让人心烦，却又无可奈何。

为了多腾出房间出租，除了尽量压缩存放书籍的空间，母亲后来还将大陆新村搬来的大床借给邵铭之先生，后来又借给过许寿裳的夫人。此床后来归还，为父亲睡过的原物，现陈列于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故居。母亲和我则缩身到三楼书箱缝隙里去居住，以书箱为卧床。这样二楼也腾出来了，租给一位姓李的报馆编辑。

李先生是山东人，姓名似乎是李秋生，是笔名还是化名不知道。他有个女儿叫李丽，一口京片子，说明是从北京迁居来的。李妻却是山东口音。不久又从山东老家把寄养的儿子接来。他比李丽姊姊约小二岁，体形干瘦而面黑，但在我们弄堂小朋友中间，颇受崇敬。因他会上树掏鸟，身手敏捷，尤其会用小石子当投弹，本领高超，命中率很高。聊起乡下的趣事，每每令我们又羡慕又钦佩。

最近，偶然从上海出版的《世纪》杂志中看到，抗战期间的《文汇报》编辑部同人中也有个李秋生，似乎就是我家二楼的这位房客。我于是托朋友向文汇报老人打听，得知这位李先生当时在《文汇报》编副刊，后来去了《中央日报》，随后又自己办《正言报》。大约解放前后去香港，继续以办报为业，思想倾向颇好，没有发表过对大陆不利的文章。晚年定居美国，于九十多岁亡故。李先生还曾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出席过党的"四大"。看来我们党也一直牵记着他，有一回文汇报老人严宝礼、徐铸成两位去香港，周恩来总理还特地请他们代为致意，并邀请他回大陆来。

我也由此提起他的女儿李丽和"黑皮"儿子﹣﹣我们一起玩的小朋友，不知姐弟俩现在哪里，一切可好，我十分怀念他们！李家还有一个亲戚，也是一口漂亮的京片子，名叫马骥。他对话剧和电影很热衷，也喜欢结交演员，后来自己进了演艺界。一九九七年春季，台北的报纸刊出同名同姓的老艺人去世。我未及打探便返回大陆。我想是这位马骥的可能性很大。

李先生本人喜欢帮助孩子们集邮。爱好者之间互通有无，这种邮品交换的方式，原是一种高层次的业余爱好。令我感到不快的是李先生以"中间人"的姿态，调整相互交换的"等价"，往往把我从父亲那里得来的俄国、德国、日本的珍稀邮票，替自己儿子交换走了。由于他年长一辈，我又年幼，只好"忍让"。但我心痛不已。

李先生住了约有两年，说是"形势紧张"，全家搬走不知去向，但有一件事尚可一谈。一九七六年，我因公带队到西德考察立体声录音技术，全团十个人预约在一家中式小餐馆吃午饭。没想到巧遇他儿子也在另一桌用饭，他们大约有三个人。相距三十年的岁月，他竟能一眼把我认准，喊出姓名。告诉我在代表台湾的某石油系统工作，混得不错，并告诉我他住的旅馆。回旅馆之后，左思右想非常纳闷。世界未免太小了，巧遇到同时、同地、同国、同餐厅、同午餐，五个"同"。上世纪七十年代，国民党正下力气搞"策反"，他们会不会利用幼年朋友，又是同住在霞飞坊六十四号的关系，向我（们）有所企图亦未可知。因为我团的考察计划半年多前报到法、德两国，这情报台湾方面是很容易得到的，我向使馆报告了这次巧遇。当晚，我们改换了旅馆，离开原地，就再没有别的动静。如今已时隔二十四五年，我和李兄彼此已过了古稀之年，此文此段如果李兄见到，对这次相逢，不论是真的巧遇还是另有缘故，都祈盼你给我写封信，揭开这个谜底。

霞飞坊六十四号还有一家房客，是郑家阿公阿婆搬走后，经邻居六十二号吴元良介绍住进来的。姓王。迁入时吴先生说是他的同学，曾学制药专业，就读于北方，现在毕业找到生化制药厂的第一份职业，新结婚没有寻到住房，要借住短期，今后你们自己需要用房随要随迁。这样，这位王先生夫妇便住了进来。不久生了个女儿，很漂亮。他们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母亲收到胡风从抗战后方经过沈钧儒帮助（那时沈是律师）索回的版税，便用这部分款子补偿王先生，供他在亨利路"顶"了二楼的住房。这样，六十四号的房客就到此为止。上海解放后，母亲和我已定居北京，这所房子便退租了。

霞飞坊六十四号曾发生过一次火警，这事值得一提。那是我已经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门口拥了不少邻居，抬头向三楼阳台望去，只见左侧靠六十三号的小窗有烟雾泄出，阳台里有邻居在接水，用脸盆泼着。母亲在紧张地奔忙。不久有消防队员赶来，身手敏捷地冲进三楼抢出箱子。几分钟后，队长招呼队员收队。实际上，明火早已熄了，余烬的残烟在消防队员到来之前也已经被邻居泼灭。内行人讲，幸亏那个小房间不通风，火势起不来，也幸亏母亲燃着的是裹包衣箱的麻袋套，更幸而当时母亲没有远离房门。火势熄灭之前，救火车并没有进弄堂，只停在茂名路上待命。队长问了起火原因，母亲是"火头"，要带到队里问话、处理。他们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救火车出动，必须用水龙头喷浇一通，若不喷浇，就要付"黄鱼"（金条）两根，不然"不好交待"。可是，家中那么多书籍哪经得起喷浇啊，父亲一辈子收集的各种版本图书岂不将全部成废纸？母亲无可奈何，只能从这两种命运里选择后者，正在为从哪里筹集这两根"黄鱼"犯愁时，队长在室内到处巡视，看到父亲那张葬礼时悬挂在棺木上的遗照，他突然讲："哦！这是周先生，交关有名，交关有名，啊，没事，没事！好啰，收队、收队。"不待母亲致谢，径直下楼离去。一场不大不小的破财灾祸，就这样烟消云散了。知道内情的朋友告诉我们，若非队长晓得父亲的名望，这笔竹杠是非要被敲去不可的。

第二天，母亲整理被烧的箱笼，发现损失并不大，火焰仅在外壳肆虐，还没有穿透进去。仅有一只藤箱，里边的几件日本衣衫受损，那是日本友人鹿地亘寄存的。但他们夫妇离沪到重庆去后，再也没有见面过，这几件衣衫已破旧，母亲便不再保存了。

父亲去世后，各方朋友都来慰问和关怀，给予我们母子许多帮助。关于这些，母亲在回忆文章里多有提及。而对于我来说，最值得怀念的是杨霁云先生。

杨先生是父亲的朋友之一，曾经搜集出版父亲的《集外集》、《集外集拾遗》。过去他常来大陆新村，后来我们搬到法租界霞飞坊，他仍经常从徐家汇住处搭乘有轨电车，专程来探望我们。在那个年代，徐家汇被认为是挺远的地方，来一趟不容易。使我最高兴的是杨先生﹣这是我幼年时开始的称呼，还承揽了带我看电影的"任务"。因为那时无论在经济上和精力上，母亲都没有这方面的富裕。现在的年轻人一定难以想像，两三个星期看一场电影竟然是相当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杨先生带我去看电影，问我有没有尝过一种叫做"白雪公主"的雪糕？我回答说没有，杨先生便掏钱买了一根给我吃。我问他为何自己不吃？他说前几天刚吃过（现在我才理解，他这是为了省钱）。这雪糕我想念已久，曾听小朋友议论过，说普通的棒冰太硬，"白雪公主"软中兼硬，有弹性，而且是巧克力滋味，听了真令人神往，用"梦寐以求"这句话来形容毫不为过。他让我看的电影以卡通为主，如《木偶奇遇记》、《唐老鸭》、《米老鼠》、《大力水手》和滑稽片《劳莱与哈台》，还有卓别林的黑白故事片。杨先生还带我去过"回力球场"，这是一种双人壁上对打球赛，属于赌博性质。还去"逸园"看过跑狗赛，也是一种赌博，赌注颇大，赌法有单赢、双赢、连赢等等。杨先生告诉我，有的人赌得入迷，直到倾家荡产。

杨霁云先生的夫人也是常州人。她很会做菜，有一味香糟肉十分拿手。在我十岁光景，杨先生股票上赚了一点，要请母亲去吃"年夜饭"。为此预先向我打听："你妈妈喜欢吃什么？"以为童言真实无虚。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妈妈喜欢吃肥肉。"不料闹出大笑话。到了吃年夜饭那天，杨师母尽向母亲碗里夹大块大块的糟肥肉，吃了又夹，并说这是你家海婴讲的"妈妈喜欢吃肥肉"。母亲这才恍然大悟，解释说：其实自己也是不大爱吃肥肉的，只因平日家里买的猪肉总是肥瘦相间，孩子发育期间，以吃瘦肉为佳，所以给他吃的都是瘦肉，海婴半懂不懂，定要平均分食，我只好对他说"妈妈喜欢吃肥肉"。而我竟信以为真，才错递了"情报"。大家听了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这个笑话后来熟朋友间都知道。

杨先生还好意要帮妈妈做股票，以缓解我们生活的拮据。他解释说，经过反复钻研，从报上的升降曲线，结合时局动荡以判断"买进"还是"卖出"，试过几次，胜算概率颇大，因此建议母亲与他合在一起做，他会按时送来赢利。母亲实际并没有多少钱，就抽出生活费交给他。前后做了一年，结果输多赚少，弄得杨先生颇为狼狈。后来据说他回乡卖了田产，这亏空才得以弥补。

杨先生得到日寇要侵入租界的讯息，并听说虹口地区已经风声很紧，便建议把父亲的日记抄录下来分藏几处，以保安全。这样，在一九四一年日寇占领租界前，母亲将存放在"麦加利银行"保险库里的鲁迅日记取出，分册复写抄录，杨先生也帮着抄，他们的右手中指都抄起硬硬的老茧。现在还保存一张母亲夏天挥汗抄写的照片，便是我当时拍摄的。

解放后，冯雪峰把杨先生请到北京的鲁迅编辑室工作，后来又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他还是北京鲁迅研究室的顾问。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去世。可以说，杨先生为鲁迅著作的收集出版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杨霁云先生还有两个至死都不肯透露的秘密。其一是在他年轻的时候，父亲曾给他写了两幅字。其中一幅披露过，而另一幅却一直不让他人看，哪怕是挚友至亲都没这个福分。而我作为鲁迅的后人，年少时与他的关系那么特殊，解放后又经常探望他，借给他各种自购的杂书让他"随便翻翻"，如武侠侦探小说、国外的各种译著等等。但这幅字我亦未得一观。他说，拿出来似有抬高自己之嫌。由于杨先生的谦逊，我们关心这幅父亲手迹的每个人只好遗憾和无奈了。再有一个秘密是父亲生前与他谈过许多看法，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执政后的一些分析估计。这些内容杨先生也一直没肯讲出来。即使我去探望时一再问他，杨先生总是婉言回绝："以后再说，现在不讲它。"不过我想，这样也好。父亲的一生，给研究者留存点悬念，也是有趣的一件事。

在讲述母亲被捕，我曾多次提到常姨。她名叫常瑞麟，是母亲从天津女子师范读书时起相知一辈子的挚友。她俩在生活上一直互相关心照顾。我父亲在一九二九年便有致常瑞麟丈夫谢敦南的信，告知我出生的情况，还多次寄赠过我们的家庭合影。

在母亲被捕前约半年，常瑞麟全家从东北来沪。他们来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料理她丈夫祖母的丧事，同时也为了操办侄儿婚事。再有个打算，就是要把两个儿子谢绥、谢龙送到上海的学校读书。因为那时占领东北的日寇已在搞"奴化"教育，中文程度很低。她让我母亲教兄弟俩国文课，顺便复习英语。我也趁机当旁听生。由于谢先生家人口多，住房拥挤，两兄弟便从这年的五六月起，就一直住在我家。母亲将和我合睡的大床让出，由三个男孩同睡，她自己在旁睡另一张单人床。所以后来日寇来抓母亲的情景，他们兄弟也是亲眼目睹的。我记得日寇和汉奸并没有查问我们三个男孩子是谁。看来他们的任务并未要抓孩子，也没"即兴"多带一名"人犯"去交差的念头。

母亲教他们的课文是《桃花源记》、《陋室铭》和朱自清的《背影》、父亲的《秋夜》。还送给他们儿童读物《小奸细》和《少年英雄》，前者叙述一个贫儿"小瘪三"的生活和抗日人员共同斗争的故事，后者是描写抗日根据地儿童团的活动。我想，这两本书对谢氏兄弟后来参加革命不无潜移默化的作用吧。谢龙曾经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谢绥1948年参加革命队伍，现在已经离休。我们至今一直有来往。

父亲的去世和搬家等一系列大事，使母亲在伤心和辛劳的双重折磨之下，体质每况愈下，反复感冒，久治不愈。她原是生长在南方的，到十八岁才北上求学，因此每到冬天，总不能适应那里的气候。这时候她的鼻子总是红红的，流着清水鼻涕，嗓子也疼痛咳嗽，常常要延续一个多月，服药也不见效。但那时她并不在意，以自己年轻的身体支撑着。而现在，她不能不担心地想到会不会从父亲那里传染了肺结核，趁身心两亏时发作了呢？

到次年放春假时，来了一位好友，就是蔡咏裳阿姨。她见母亲身心如此虚弱，便劝母亲到杭州一游，借此散散心。母亲同意了。至于我，听得能到杭州去玩，自然心里极为兴奋。殊不知母亲心里竟另有打算。她在一篇《悼念一个朋友》里写道："见到了 C （指蔡）女士，真有预先托孤之意。"因为她感到自己身体状况"颇觉严重了，在医生叫我照 X 光之后，尚未知道是否肺病，像待决的囚徒"，又想到七岁的孩子，"既不强壮，倘使更有那治之症，如何招呼他长大呢？"--原来母亲是想借此让我和蔡咏裳阿姨有个熟悉的机会，万一自己发生意外，也可以将我"顺利交接"与她。几年以后，在日本军队占领租界前夕，母亲曾经打算带我到南洋去，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这计划也是蔡咏裳阿姨安排的。可见她俩情谊之深厚。

蔡咏裳阿姨生于一九0一年，一九二六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曾在香港任职于苏俄远东情报系统的"第三国际东方局"。一九四0年因难产去世。按常情说，若要"托孤"，当时叔叔婶婶正和我们合住，将我交给他们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是周家的血脉嘛。但是母亲选择的前提是我的政治、教育的成长方向；当然也考虑到叔叔自家孩子太多，已经不胜负担，哪能再增加一个我呢？日本军队进租界前，母亲交待，如果她遭到日本宪兵逮捕，让我住到王任叔家里去，这也同样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总之，请不要误会，这一切并非出于对建人叔叔和婶婶的不信任。

我们一行在杭州玩了三天。在西湖游船上，我们吃到了山核桃、香榧子和一种绿色的莱瓜，那种香脆可口的滋味至今仍不能忘怀。我们还到灵隐、虎跑、六和塔、九溪十八涧、岳坟这些名胜古迹游览。那时游客不多，环境安静，空气清新纯净，民风也朴实，对游人很少"刨黄瓜儿"（即漫天要价、欺诈）。蔡咏裳阿姨带了只蔡司牌小型相机，不时给我们拍照。我是生平首次按快门，可惜我的手震动不稳，拍的那几张，图像都不清晰。返沪后，她送来一叠照片，至今还留存在我的相册里。可惜的是，所有的照片里，都没有她的形象。我现在想，这或许是蔡咏裳阿姨肩负特殊的工作任务，不能随便留影之故吧。只记得她瘦瘦小小，比母亲个子矮，性格开朗，也用广东话和母亲交谈。没有她的形象留存下来，我至今都觉得深感遗憾。

自杭州愉快地游览休息过后，母亲的咳嗽减轻不少，脸色也没有原先那么苍白了。加之经医生复诊， X 光确定，肺部没有结核性病变，说明仅是劳累过度所致。由此，母亲度过了忧心忡忡的日子，慢慢地恢复了健康。

关于母亲与蔡女士相识的经过，母亲在上述《悼念一个朋友》的文章里，曾有叙述："所深刻遗留着的最早的一次印象，是在鲁迅先生纪念五十岁诞辰的一天。在三两个女性之中就有她。……才始知道她是 C 女士。"即是说，蔡阿姨与母亲是在偶然的机会中不期而遇的。但到后来，她们竟发展成了莫逆之交："不管我们怎样地潜伏着，每回上海，她总想尽方法来畅谈一下。而每回的相见，她的经验，常识，以及体魄，都壮大起来了……不是'西关小姐'型了。每次相见，我们都增加了快慰。"

关于蔡阿姨后来去世于难产的详情，母亲曾告诉我一些。蔡阿姨结婚后，想到自己的艰险工作和年龄将不宜于生育孩子，但又想为了丈夫，赶紧留下个孩子，竟不幸由此而难产亡故。那时她正在香港。

胜利后的某一天上午，我家来了一位年轻女士，身着浅月蓝色旗袍，坐在我家二楼桌前，显得文静而拘谨，脸色稍显苍白。母亲告诉我，她就是越剧界有名的袁雪芬。恰巧我手头的照相机里尚有底片，就为她拍了一帧照片。

袁雪芬此来的目的是为将父亲的小说《祝福》改编成越剧，来征得母亲的同意。父亲这部作品有着深刻的反封建意义，而且一向以演才子佳人为主的越剧能够改而表现现实生活，这本身是一件大好事，母亲当然很愿意予以支持。甚至当袁雪芬提出，为了剧情的需要，改编时要添加一些内容，她也爽快同意了。总之，这次会面，她们谈得挺愉快。此后，袁雪芬又到我家来过。因我当时不在家，她们谈些什么不得而知，我想不外乎仍是关于改编的事吧。我只晓得，过了才两个多月，这部改名为《祥林嫂》的戏就公演了。为了扩大这出戏的影响，母亲动员文化界的朋友于伶、田汉、黄佐临、史东山等前去观看，受到他们一致的好评。有少数朋友，如胡风等几位，对戏中增添的"青梅竹马"情节有异议，母亲代为做了解释，得到他们的谅解。对此，袁雪芬一直心怀感激。几十年后，她在纪念母亲的文章中还说，"《祥林嫂》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许广平是我的指路人。"

也许由于这段历史关系，母亲当时又是全国妇联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五五年，我国政府派越剧团赴苏联、民主德国演出，母亲被委任为中国越剧团的团长。这是越剧头一回走出国门。她们巡回演出达两个多月，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应该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圆满。因此回国后，越剧团的主要成员包括导演南薇与袁雪芬、傅全香等十多位主要演职人员，受到邓颖超同志的亲切接见。读者也许看到过记录这次接见的照片，可是你曾注意过没有，这当中，惟独没有作为团长的母亲。当然，母亲并不计较这个。她依旧精神饱满地干她该干的工作。直到许久之后，才清楚其中的原委。

事情是这样的：剧团在国外两个月，对方主人想得挺周到，他们认为剧团演职人员多是女性，必定需要添置些日常生活的用品，因此按人头发放了少量的零用钱。这钱开头不敢分发，直到临近回国，在一次正副团长的碰头会上，母亲认为团里都是当妈妈的，让她们带些纪念品回去，也可博取家人儿女一笑。为此提议取出部分款项分发给每个人。这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团员们自然都兴高采烈。母亲也为长孙买了几个小玩偶和一些日常备用药品。殊不知回国以后，这件皆大喜欢的事竟被视为"不当"。那么，作为对主要负责人和提议者的警戒，母亲被剥夺受接见的资格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在这里顺记一笔，不为替母亲倾诉委屈，只想说，当时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的。

周海婴（1929年9月27日—2011年4月7日），出生于上海，浙江绍兴人，无线电专家、摄影家，鲁迅之子，原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1936年8月入读大陆小学。11月随母亲搬迁至法租界霞飞坊64号居住，同时转学至上海市私立海光小学。1948年10月从上海到东北解放区学习并参加革命工作，后到华北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学习。1952年至1960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学习。195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9月进入中央广播事业局（国家广电总局前身）工作，历任技术部副主任、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等职，一直从事广播电视规划工作，1992年退休。2006年连续发表《鲁迅姓什么》《让鲁迅回家》等署名文章，以家属身份谈论“真实的鲁迅”，掀起一场全社会对鲁迅的再讨论。2008年3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呼吁各界关注名人文化遗产保护。2011年4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