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毛主席见到毛岸英，问：你的妈妈牺牲前说了什么？

一九四六年初夏，延安窑洞外的柏树林披着淡淡青草味。久病的毛主席披衣而出，拄着拐杖在门口等消息。傍晚时分，翻山越岭赶回来的毛岸英推开门，两双目光在昏黄油灯下交会，谁都没有先开口。

沉默只持续了几秒。毛主席打量着面前这个已长成一米八的青年，胡茬硬朗，肩背挺拔，不再是记忆里那个抓着母亲衣角的孩子。他忽然咳了一声，低声问：“苏联那边情况怎样？”又顿了顿，把话锋一转：“你妈妈走前，究竟留了些什么话？”这句久藏胸口的疑问，像石子投入水面，激起了最痛的涟漪。

毛岸英的思绪被拉回到一九三零年十月二十四日。那天是他八岁生日，母亲杨开慧在灶前煮了一碗面，轻声祝他生日快乐。碗还没端稳，院门就被枪托撞开，灰尘四散，白色恐怖闯了进来。小毛岸英扑过去，用尽全身力气吼道：“不准带走我妈妈！”但绑缚的麻绳冰冷刺骨，守门的刺刀闪着寒光，一家人被推上囚车。

长沙监狱里阴湿的石壁渗水，杨开慧迎着审讯灯的白光，始终咬紧牙关。敌人威逼利诱无果，狠毒的鞭子一次次落下。她晕倒，又被冷水泼醒，再倔强地抬头。触目可及的是三个孩子泪眼朦胧的脸。有人恶声恐吓：“只要你宣布同毛润之脱离关系，立刻放人！”杨开慧用尽最后的力气答道：“海枯石烂，也休想！”

刑场设在识字岭。十一月十四日清晨，大雾锁山。特务押着她走上坡道，小毛岸英哭着追，但被反手推倒。第一枪击中肩胛，杨开慧却咬唇未吭；第二枪贯胸，人倒在红泥上仍有微弱呼吸。午后敌人吃完饭，命士兵补射，她额前青丝随第三枪散落。二十九岁的生命停格在冬雾中。

孩子们被关押数周，在舅舅杨开智的奔走下获释。毛岸英与弟弟毛岸青经上海辗转抵苏联，寄宿在莫斯科郊外的寄宿学校。饱经战火的异国夜晚，他常望着窗外的白桦林发呆，母亲的嘱托一次次浮现耳畔：“告诉你爸爸，我没有辜负党，也没有辜负他。”这句话后来深深刻进他的骨头。

对父亲而言，噩耗来得更晚。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红军突袭长沙后撤，他在缴获的报纸角落里看到“杨开慧就义”五字，眼前阵阵发黑。身边战士只见他合报默坐良久，轻声念出“开慧”二字，然后提笔给岳母向振熙写信，信封里塞着二十元，墨迹深处透着颤抖。

战争推动岁月疾驰。毛岸英在苏联读书，又因卫国战争参军，担任坦克连翻译，曾在斯摩棱斯克前线捡回一条命。斯大林表彰时递给他一把手枪，象征勇气与信任。枪托冰凉，他却想到母亲怀里的温度。

回到一九四六年的窑洞。毛岸英屏住呼吸，将记忆抽丝剥茧般叙述：“妈妈说，若能再见您，就告诉您，她以您为荣。”他说得很轻，却像尖锋划破厚布。毛主席摘下眼镜，用手背抹了抹，灯影里眼角明显湿润。他低声叹道：“她是在孩子都在身边时选择牺牲的，不容易啊。”

谈完母亲，话题滑到弟弟。毛主席问：“岸青功课如何？”得知岸青因伤后遗症常头痛，老人顿时皱紧眉：“让他多休息，命要紧。”他拍了拍长子的肩，“你那年才九岁，不必自责。”这句安慰，让一向坚忍的毛岸英忍不住红了眼。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夜读文件间隙常抬头发楞。有人递茶，他没接，嘴里轻声念道：“我失杨花。”这四字后来写在宣纸上，被儿媳邵华珍藏。旁人问缘由，他只淡淡答：“’杨花’飘零，合她一生。”

一九五零年秋，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毛岸英主动请缨，行前去长沙拜母墓，墓前立正敬礼，泪水没掉落，只暗暗捏紧拳头。十一月二十五日清晨，他在北纬四十度的松林里牺牲，年仅二十八岁。那把苏联纪念手枪，连同半本日记，被战友寄回北京。

毛主席接到噩耗，没有落泪，只问：“他的遗物呢？”翻到日记最后一页，仍是那行娟秀的母亲遗言：“不负党，不负父。”字迹被炮火震出的灰尘模糊，却能辨出当年的童稚手笔。

一九五七年三月，李淑一寄来《菩萨蛮·黄鹤楼》，寄托对烈士丈夫的悼念。夜深，毛主席在灯下读罢，心潮翻涌，当即挥毫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句句血泪，字字思情。诗后他加批：“此生最痛，惟失贤妻与长儿。”

岁月无声。六十年代，毛岸青偶尔回中南海探望，值班卫士报告后，毛主席却倚窗不语。“主席，岸青等您。”老人摆手：“让他多坐会儿吧。”等半炷香过去，才让人引儿子进门。室内昏灯下，父子相对，两张酷似杨开慧的面庞，一老一少，静默良久。清风掀动窗纱，吹动桌上那幅“我失杨花”，墨迹犹新，情却早已沉潜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