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中的“拥军妈妈”

“拥军妈妈”是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也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形象。在民族危亡之际，她们送子送郎上战场，用生命保护伤员，为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她们将个人命运与救亡运动紧密相连，将家庭幸福与国家前途有机结合。

全民族抗战时期，鱼水情深的军民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稳固后方、凝聚力量的基石。“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在中国共产党双拥运动（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号召下，以王补梅、戎冠秀、杨素真等为代表的伟大女性，被人民子弟兵亲切地称为“拥军妈妈”。这一形象是政治动员与革命伦理深度契合的产物，承载着强化军民情感纽带、塑造革命认同的政治寓意——“拥军妈妈”形象将革命战士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高度血缘化、伦理化、家庭化——子弟兵是人民的儿子，妈妈是人民的象征。

舍身护伤员的忠诚之心

1943年秋，河北任丘县大尚屯后街的吕大娘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考验。这天下午，大保、阜草等据点的日伪军押解着百余名村民前往任河县城，准备召开“反共誓约”大会。行至北张村附近时，遭到任丘县大队的伏击。激战两个多小时后，敌人败退，所有村民获救，但县大队有十几名战士负伤。轻伤员随部队转移后，七名重伤员被安置在吕大娘家中。这位平日里就积极协助共产党工作的农村妇女，毫不犹豫地承担起照料伤员的重任。第二天日伪军突然进村搜查，危急关头，吕大娘迅速将伤员隐蔽进事先准备好的地道中。汉奸带着日伪军闯进吕大娘家，威逼她交出伤员。面对拷打，年过半百的吕大娘坚贞不屈，始终回答“不知道”。当日军翻译官掏出一把钞票企图利诱时，她机智周旋，未露破绽。敌人的软硬兼施最终落空，只得悻悻离去。吕大娘舍身护伤员的事迹很快传遍周边村庄，经上级批准，她被授予“拥军模范”称号。

在晋绥边区的黄土沟壑间，另一位“拥军妈妈”王补梅的事迹同样感人至深。自1932年起，王补梅就积极支持红色游击队，她家是重要的革命“堡垒户”。在与王兆相领导的红色游击队第三支队接触后，她和丈夫深受革命信念感召，不仅将两个儿子送去参加红军，更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始终坚定地追随中国共产党。1939年，王补梅承担起照顾数十位伤残荣誉军人的责任，待他们如亲生子女，省出口粮、拿出家资，甚至动员全村共同援助。她常常说：“伤员就是我们的亲人，再艰苦也要把亲人照顾好。”尽管自家生活窘困，她仍将粮食尽数供给伤员，一家人长期以野菜和糠窝窝度日。1941年，为抢救昏迷的龚秉权，她带着两个小女儿下地剪下未成熟的谷穗，搓米熬粥，成为军民一家亲的生动写照。1942年，晋绥边区召开群众大会，表彰王补梅的先进事迹，并赠予“军队的妈妈”锦旗。

在山东泰山地区，另一位“拥军妈妈”曲大娘在敌后复杂危险的环境中，凭借勇气与智慧，为抗战事业开辟了特殊的战线。1942年，日伪在刘杜设立据点后，曲大娘接受党组织任务，以经营烟馆为掩护，借助与伪军林队长的“干亲”关系，秘密搜集敌方情报。她沉着冷静，细心观察，成功协助八路军游击队截取敌人8箱子弹、10支长枪和短枪，为壮大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立下了大功。曲大娘对革命的忠诚，更体现在一次次挺身而出。1944年6月，党组织率部分民兵破坏日军铁路时，有6人不幸被捕。为营救他们，曲大娘不顾个人安危，前去担保，最终使6名同志获释。曲大娘的斗争经历打破了传统“拥军妈妈”以后勤支援为主的形象，展现了女性在隐蔽战线的独特作用。

送儿参军的家国大义

安徽南陵县桂工乡杨友道虽然年过半百，但为人正直、热心助人，在当地群众中威望颇高。1938年深秋，新四军第三支队进驻南陵县，开展抗日动员工作。杨友道积极响应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投身于救亡运动。1939年春，南陵县桂工乡在第三支队民运工作队的帮助下，成立妇女抗敌协会。杨友道被推选为妇抗会主任。在动员参军时，她率先送自己的长女和女婿报名参军。这一举动引起巨大反响，广大群众深受感动，爱国觉悟普遍提高，特别是青年男女更是备受鼓舞。很快，就出现了“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姊妹双双参军”的热潮。

在晋察冀边区，另一位母亲的故事同样感人至深。1943年深秋，戎冠秀参加完晋察冀边区群英会后，正赶上政府号召青年参军，壮大子弟兵队伍。这位妇救会主任决定动员三个儿子报名参军。令人感动的是，当母亲说明想法时，弟兄三人争着要上战场杀敌。戎妈妈看到三个儿子的抗日劲头，充满自豪与欣慰。最终，最小的儿子李兰金正式入伍。戎冠秀送子参军的行为，与她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旧社会中，她饱受饥荒之苦。中国共产党的到来，让她的生活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共产党让咱挺直腰”——这种真切的感受，使她对抗日民主政府充满感激。

在山东沂蒙山区，另一位母亲的壮举更加令人动容。沂水县朝阳官庄村的彭大娘（原名王步容），是当地的妇女救国会会长。她以身作则，发动并带领广大妇女开展生产拥军支前工作。最令人敬佩的是，她先后将大儿、二儿、四儿、二闺女等4个子女送去参军。让人痛心的是，二儿子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但即便承受着丧子之痛，1945年开展大参军运动时，彭大娘又动员刚结婚不久的三女婿参了军。在她的影响下，全村掀起了报名参军的热潮。王步荣不仅做好本村的“动参”工作，还带领18名青年妇女组成秧歌队，到其他村庄进行宣传鼓动，共动员井峪村28人、牛栏村42人、南场村28人参军。为此，县里授予朝阳官庄村“荣冠全区”的锦旗和“保国争光”的光荣匾。1945年，彭大娘荣获鲁中军区模范军属称号。《鲁中大众》和《大众日报》发表文章表彰彭大娘的模范事迹。其中，有一段称颂彭大娘的秧歌词这样写道：“朝阳官庄彭大娘，拥军工作做得强，母送子来妻送郎，四儿一女上前方……”

支前军供的无穷力量

1938年，八路军女兵宣传队向山西武乡县妇女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深深打动了当地妇女暴莲子。她由此加入妇救会，并当选为妇救会主席，实现了从普通农妇到革命工作者的转变。在生产支援方面，暴莲子带领妇女们制作军鞋和粮袋。她不仅关注生产数量，更重视产品质量。有些妇女觉得她太认真，冷言冷语说：“这是支应差使，又不是……”没等话说完，暴莲子就严肃地说：“前方是按季节发鞋的，一双鞋要穿三四个月，这样瞎糊弄的鞋能顶几天穿？我们是为自己军队做鞋，怎能和从前给阎锡山支应差使相比？”大家听后深受教育，从此把鞋底纳得结结实实，并绣上“努力杀敌”“保卫祖国”等字样。

在淮宝抗日根据地，草泽河两岸十庄八村都传颂着以李凤英为首的10位新媳妇拥军的故事，时称“拥军十姐妹”。在地方农抗会的组织下，李凤英带领张兰、王娣、王霞等九姐妹忙着蒸馒头、煮鸡蛋、烧茶水、炒花生，慰劳人民子弟兵。对生病和作战负伤的战士，十姐妹更加热心照料，炖鸡汤、煎鸡蛋、下面条，嘘寒问暖，让战士们个个心中热乎乎的。为了更好地照顾伤病员，李凤英召集大家商量白天帮战士们洗衣、缝补，晚上突击做军鞋。经过连续几晚的苦干，十姐妹将一双双新鞋送到战士手中。部队离开万集村时，举行了军民联欢会。罗炳辉司令员特地赶到万集村，向十姐妹道谢。

烽火之中的生死守护

祖秀莲原籍山东沂南县杏墩子村，后嫁到沂水县院东头乡桃棵子村。1939年初，年近50岁的祖秀莲参加村妇女救国联合会，和青年妇女一样，送军粮、做军鞋，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41年冬，日军调集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11月6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侦察员郭伍士在执行侦察任务途中，遭遇一队日军，被敌击中数弹后倒地。日军又趋前连击两枪，并用刺刀刺其腹部，认定郭已死后离去。郭伍士苏醒后，被祖秀莲发现。她立即将其扶回家中救护，先用温水擦净全身血迹，又用盐水对其身上多处伤口包扎。为防止日伪军搜捕，祖秀莲一家在西山沟里挖了个山洞，将郭伍士转移到山洞内。

祖秀莲每天送水送饭，为郭伍士擦洗伤口。因缺医少药，加之山洞潮湿，数天后，郭伍士伤口化脓，全身发烧，处于昏迷状态。祖秀莲十分焦急，到处打听土药方，采集中草药，天天为他煎汤熬药。为使他早日痊愈，祖秀莲一家吃糠咽菜，给他补充营养。随着伤口基本愈合，郭伍士转入部队医院治疗，后重返前线。

在太行山区，山西武乡县出了一位名震太行的拥军模范胡春花。1940年10月25日，日寇进犯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村里民兵都上前线参战了，后方战勤任务就落在妇女身上。胡春花很快组织起妇女担架队，负责运送伤员。她和郭春梅抬着伤兵，行走在尽是石头的羊肠小路上。没走出几里路，就摔了好几跤。为了让伤员稳当些，不致摔下担架，她们几组人互相配合，在特别难走的地方，4个人扶一个担架。抵达医院后，鉴于医护力量紧缺，胡春花主动留下协助护理工作。寒冬时节，她在冰冷河水中清洗血渍斑斑的绷带，赢得了八路军伤员的一致赞誉。

“拥军妈妈”的事迹反映了无数普通民众将朴素阶级情感升华为革命信仰的自觉实践。抗日民主政府授予她们的荣誉，不仅是对个人的表彰，更是对新型军民关系的宣扬。总之，正是千万人民的支持，人民军队才获得了不竭的力量，才有了抗战的最后胜利。（侯志杰 王今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