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消失不见，他想抚养非亲生孩子一辈子，却遇法律难题

2025年12月，蒋先生为了准备5岁的女儿能读小学，去给她办理户口，而民警却告诉他，必须先亲子鉴定非亲生，然后登报找到其亲生父母，对方不要这个孩子，他才可以领养女儿，然后才能办户口。

这绝不是民警在为难蒋先生，它的背后，藏着一个让人无奈又温暖的故事。

湖南永州的蒋先生与邻村的乐女士相识于2019年，蒋先生支付彩礼后，乐女士从云南回到老家。2020年，38岁的蒋先生与25岁女友乐女士，未登记结婚便同居，约半年后乐女士就生下了女儿。蒋先生当时就知道孩子非亲生，因同居时间较短。2021年，乐女士因家庭矛盾，并与前男友仍有联系，突然独自离开，也未带走孩子，此后一直失联。期间，蒋先生去过乐女士父母家询问，对方一直说不知道女儿在哪里。

五年来，孩子一直由蒋先生及其母亲抚养。直到孩子即将读小学要办户口。为给孩子落户，蒋先生按照民警的要求，于2025年12月发布寻亲公告，呼吁孩子亲生父母60日内联系，否则将依法处置。

当地派出所表示，孩子目前只能登记为集体户口，且必须完成登报寻亲程序。

民政部门则指出，亲生父母理应可寻，若拒不抚养可能涉嫌遗弃；同时强调，蒋先生作为非亲属、异性且未婚，依法领养难度极大。

蒋先生表示，若最终找不到亲生父母，他仍希望申请领养，由他继续抚养孩子长大。蒋先生说，孩子出生时就知道不是自己亲生的，但他始终对孩子如同亲生，5年的养育，让他已经无法割舍孩子了。

既是一则令人动容的人间温情故事，也折射出我国现行法律在面对复杂家庭关系时的刚性与局限。从亲情与法律两个维度审视，这一事件凸显了制度理性与人性温度之间的张力。

从亲情角度看，蒋先生的行为体现了超越血缘的大爱。尽管亲子鉴定证实孩子并非亲生，他仍选择独自承担起抚养责任，五年如一日地照顾这个“别人的孩子”。在生母失联、生父未知的情况下，他没有推卸责任，反而视女孩为己出，甚至不惜公开寻亲以求为其争取合法身份。这种基于日常陪伴、情感投入与道德担当的“拟制亲情”，远比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更具伦理价值。

然而，从法律角度看，现行制度对这类特殊情形缺乏足够的弹性与包容。根据《民法典》及《户口登记条例》，非婚生子女落户需明确生父母信息，若由非亲属抚养，则须通过收养程序。而《收养法》规定，收养人须无子女、年满30岁、有抚养能力，且异性收养需年龄差40岁以上——蒋先生作为未婚男性抚养女童，显然难以满足条件。

更关键的是，只要生母未被宣告失踪或死亡，法律上她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蒋先生无权单方面办理收养。

因此，即便蒋先生倾注全部心血，制度仍将其置于“非法抚养”的边缘。登报寻亲虽是程序要求，却可能将孩子再次推向不确定的命运，甚至面临被送入福利机构的风险。

这一矛盾暴露出法律在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方面的盲区。法律本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因过度强调形式要件而忽视实质抚养关系。建议未来修法时，可设立“事实抚养人”制度，在严格审查基础上，允许长期实际抚养者获得有限监护权或优先收养资格。同时，公安、民政等部门应建立联动机制，在保障程序正义的同时，给予人性化裁量空间。

蒋先生的故事不应止于感动，更应成为推动制度完善的一个契机——让法律既有尺度，也有温度；让每一个被爱的孩子，都能拥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和安稳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