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妈妈收4.8万“感谢费”送养女儿，一审拐卖儿童判5年，二审为何无罪？

“我不是人贩子，我只是养不起她。”

陕西女子樊某的辩解，曾在一审法庭上显得苍白无力。2019年，法院认定她将亲生女儿送人并收取4.8万元构成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然而，2020年的二审判决却彻底颠覆：无罪释放。

从五年牢狱到无罪之身，这场撕裂人生的官司，究竟如何反转？“民间送养”与“拐卖儿童”之间，那条生死攸关的法律界限到底在哪？

悲剧的起点：当现实击碎母爱

2017年，对樊某而言是崩塌的一年。怀孕期间，男友因涉案被羁押，她失去了经济依靠。因未婚先孕不敢告知家人，独自面对即将出生的孩子，她陷入了绝境：“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养孩子？”

朋友洪某得知后，将消息传给了求子心切的黄某夫妇。黄某主动联系樊某，提出愿支付六七万元“感谢费”。樊某了解到，对方因两次试管失败，确有收养诚意和经济能力。

孩子出生后，黄某垫付了5000元医药费并悉心照料。2018年1月2日，双方签订《送养协议》，甚至约定了樊某日后的探望权。随后，黄某支付4.3万元，洪某获2000元“辛苦费”，孩子被带走抚养。

故事至此，似是一个“无奈选择”的结局。但法律的天平开始倾斜。

一审的冰冷认定：收钱=贩卖？

2019年，西乡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如晴天霹雳：拐卖儿童罪，五年徒刑。 收养人黄某、中间人洪某同样获刑。

一审逻辑看似直接：亲生子女 + 收取钱财 = 出卖。至于送养动机、钱款性质、收养人情况，似乎被简化为“买卖”的注脚。判决一出，争议四起：难道绝境中的母亲，为孩子寻条生路并接受补偿，就是犯罪？

二审的精准剖析：法律如何区分“送养”与“贩卖”？

樊某等人上诉。2020年6月，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三人无罪。

二审判决如同一把精密的手术刀，精准剖开了此案的核心：

1. 关键在动机：

是“因困送养”而非“为卖而生”

法院查明，樊某萌生送养念头是在男友被羁押、自身无收入之后，属困境下的被迫选择。其行为轨迹符合“无力抚养→寻求送养”，而非“创造孩子→寻找买家”。

2. 核心看钱款：是“被动接受补偿”而非“主动索要价款”

这是罪与非罪的分水岭。证据显示，是收养方黄某主动提出支付“感谢费”，金额也是对方设定。樊某从未主动索要，更无讨价还价。收取的钱款，在扣除实际垫付的医疗费后，更接近对生育损耗的“补偿”和基于感激的“馈赠”，与把孩子当作商品的“对价”性质迥异。

3. 实质察收养：是“为孩子负责”而非“甩包袱”

樊某对收养方进行了考察，确认对方有正当收养意愿和抚养能力。协议中约定探望权，体现了以孩子福祉为中心的考量。

4. 法律依据：紧扣“非法获利目的”

二审判决精准援引了《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17条：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子女与民间送养，关键在于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 需综合审查送养背景、原因、收取钱财情况、对方抚养目的与能力等。本案中，樊某的行为模式完全符合民间送养特征，不具备该罪的核心要件。

樊某案被选入“人民法院案例库”，其标杆意义在于：法律，既要有惩治犯罪的锋芒，也应有体察困境的温度。

启示：为绝境中的无奈留下出口

这个判决保护的不只是樊某，更是法律的精准与善意。它划出的界限，既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坚决打击贩卖人口；也是一条值得守护的底线——理解并规范民间因特殊困境发生的送养行为。

对于父母，孩子是心头肉。送养的决定，本身已是切肤之痛。我们的社会与司法，在严厉打击罪恶的同时，是否也该为这份沉重的、非由己愿的无奈，留下一道不至于堕入犯罪深渊的出口？

樊某的故事结束了，她从“罪犯”变回了一个带着永久伤痛的母亲。而这条关于罪与无罪的界限，将因此案被更清晰地铭记：正义，既需要刚性的尺度，也需要洞察人情困境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