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每年都会给我和姐姐购买一件金首饰，作为日后的嫁妆

黄金嫁妆

每年冬至那日，母亲都会带我和姐姐去金店。

这惯例已持续十二年，从我十岁、姐姐十三岁那年开始。金店坐落在老街拐角，橱窗永远擦得透亮，红丝绒衬着那些金饰，在冬日稀薄的阳光里泛着温润的光。母亲总会穿那件墨绿色呢子外套——那是她唯一体面的冬衣，袖口已磨得发亮。

“来挑吧，一人一件。”母亲说这话时，嘴唇会微微上扬，但眼睛深处总有些我们读不懂的东西。

我和姐姐会兴奋地挤在柜台前，手指在玻璃上留下雾气。金戒指太小气，金项链太普通，金手镯要等手腕再丰腴些才好看。我们争论、比较，最后总由母亲点头：“那就这个吧。”

店员熟练地开票，母亲从手提袋里取出一个褪色的布钱包，数出厚厚一沓现金。在那个电子支付还未普及的年代，母亲总是付现金，崭新的人民币，带着银行封条的痕迹。

“妈，为什么不刷卡？”姐姐曾问。

母亲摸摸我们的头：“现金实在。”

然后，那件被选中的金饰会被装进红丝绒盒子，再套上烫金字的纸袋。回家路上，母亲一手牵一个，穿过飘着糖炒栗子香气的街道。到家后，她会在我们卧室的五斗柜最上层，取出一个雕花的木匣子。

“给你们存着，当嫁妆。”

木匣子沉甸甸的，里面十二个红丝绒盒子排成两排。我和姐姐的金饰分开放，我的在左，她的在右。母亲每年会重新整理一次，按照购买顺序排列整齐，然后长久地凝视着它们，像在完成某种仪式。

“等你们出嫁那天，”母亲总说，“这些金子会护着你们。”

那时我以为她说的是经济保障。毕竟邻家姐姐出嫁时，手腕上金镯子叮当作响，婆家人脸上的笑容都格外灿烂些。金子是底气，是娘家给的依靠——所有女人都懂这个道理。

直到今年冬至。

一

今年我二十二岁，姐姐二十五。姐姐刚订婚，未婚夫是大学同学，婚期定在明年春天。母亲因此格外郑重，提前一周就念叨：“今年得挑件特别的。”

金店新装修过，灯光明亮得晃眼。柜台后站着生面孔的年轻店员，老店员周阿姨还在，她在这家店工作了二十年，见证了我们从踮脚看柜台的小女孩，长成如今的模样。

“又来了？”周阿姨笑容里有种熟悉的味道，“时间真快啊。”

姐姐贴在柜台前，看中一款镂空雕花的金镯子。我在旁边心不在焉——刚结束的恋情让我对“嫁妆”这个词产生某种抵触。母亲站在我们身后半步，像过去十二年一样，沉默地守护着这个仪式。

“这款镯子工艺复杂，所以工费高些。”年轻店员介绍着。

“没关系。”母亲的声音平静如常。

她照例从包里取出那个褪色布钱包。年轻店员接过现金时，随口说了句：“阿姨每年都来买金饰，是投资吧？金价这几年涨了不少呢。”

周阿姨在一旁打圆场：“李姐是给女儿们攒嫁妆。”

就在这时，我听见周阿姨压低声音对年轻店员说：“小声点，李姐不喜欢人家问这些。”

年轻店员不明所以：“怎么了？”

周阿姨的声音更低，但我站得近，字句清晰地飘进耳朵：

“她两个女儿不知道，李姐是卖血换来的钱。”

时间在那一刻凝固了。柜台的玻璃反光刺眼，金饰的光芒突然变得锋利。我转头看母亲——她正专注地数着找回的零钱，侧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苍白，手腕从外套袖口露出的一截，细得能看到淡蓝色的血管。

卖血？

这个词像一记闷棍敲在我后脑。我看向姐姐，她正试戴镯子，全然未觉。我想问，却发不出声音。喉咙被什么堵住了，热辣辣的。

二

回家的路格外漫长。

母亲依旧一手牵一个，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她的手很凉，掌心有粗糙的茧。我盯着那只牵我的手看，试图想象针头刺入静脉的样子。

“妈，”我终于开口，声音干涩，“你手上的茧怎么来的？”

母亲顿了顿：“做家务做的。”

“一直有吗？”

“一直有。”

但我分明记得，小时候母亲的手是柔软的，会弹钢琴的手。外公生前是音乐老师，母亲从小练琴，即使婚后家务繁重，她也保持着手部的保养。那些茧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我竟从未注意。

姐姐兴奋地谈论婚礼细节，母亲偶尔应和。我沉默地走着，脑海里翻滚着周阿姨的话，以及那些被忽略的细节：

母亲永远苍白的嘴唇。

她常说的“头晕，坐会儿就好”。

冬天她总是穿得很厚，却还是手脚冰凉。

她从不体检，说“费那钱干嘛”。

还有那些崭新的现金——我们竟从未怀疑，一个普通纺织女工（母亲在工厂倒闭后做过保洁、帮厨、零工），如何能每年攒下购买金饰的钱？

到家后，母亲照例打开木匣子，放入今年的两个红丝绒盒子。我数了数，左边我的那一列有十三个，右边姐姐的也有十三个。十三年，二十六件金饰。按现在的金价估算，大约值二十多万。

“妈，”我看着她的眼睛，“这些金子，花了你很多钱吧？”

母亲避开我的视线：“嫁妆嘛，总要准备的。”

“你的外套穿了多少年了？”我问。

“好好的，还能穿。”

“你的鞋底都快磨穿了。”

姐姐停下摆弄金镯子的手，疑惑地看着我。母亲终于抬起头，她的眼睛在灯光下异常明亮：“只要你们过得好，妈妈什么都值得。”

那晚我失眠了。凌晨两点，我悄悄走进母亲房间。她睡着了，眉头微蹙，手搭在被子外。我轻轻掀起她的袖子——右手肘内侧，有几个淡淡的针孔疤痕，排列整齐。

真相像寒冬的水，从头顶浇下。

三

第二天我去了金店。周阿姨正在擦拭柜台，看见我，愣住了。

“我想知道，”我单刀直入，“我妈的事。”

周阿姨叹了口气，示意我进后面的休息室。狭小的空间里堆着纸箱，空气中有灰尘和旧报纸的味道。

“你妈第一次来，是十三年前。”周阿姨倒了杯热水给我，“那时你爸刚走，对吧？”

我点头。父亲车祸去世，那年我九岁。赔偿金被爷爷奶奶拿走大半，说“儿子都没了，钱得留着养老”。母亲没争，带着我们搬出原来的家，租了现在的小房子。

“你妈来找我，问金价，问哪种金饰保值。”周阿姨眼神飘远，“她说要每年给女儿买金子，当嫁妆。我说那你得攒钱啊，金价不便宜。她问我，哪里可以‘快速挣钱’。”

周阿姨顿了顿：“我那时有个远房侄子，在血站工作。那个年代，正规卖血还是允许的，有补贴。我就随口提了。没想到第二天，你妈就去了。”

“她卖了多久？”

“头几年去得勤，后来身体垮了，只能偶尔去。”周阿姨声音低下去，“有次她晕在店里，我送她去医院。医生说她严重贫血，不能再抽血了。她求医生别写病历，怕影响以后‘挣钱’。”

我握紧纸杯，热水烫着手心也不觉得疼。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问。

“你妈不让说。”周阿姨看着我，“她说，这是她自己的决定。你们是她女儿，她得给你们准备点什么，让你们将来不受委屈。”

我想起母亲常说的话：“金子实在，能握在手里，不会跑。”

她说的不是金子，是她能给予的全部。

四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观察母亲——真正地观察。

我注意到她早晨起床时的吃力，看到她偷偷吃廉价的补血药，发现她买菜时反复比较价格，最后总是挑最便宜的。但她给我们交学费时从不犹豫，给我们买参考书、买新衣服、付补习班费用，都爽快得出奇。

姐姐沉浸在婚前的喜悦里，忙着试婚纱、订酒店、拟请柬。她拉着母亲逛商场，要给母亲买件像样的衣服在婚礼上穿。

“这件怎么样？”姐姐举起一件枣红色外套。

母亲瞥了眼价签：“太艳了，不适合我。”

“妈，你才五十岁，穿红色好看。”

最后挑中一件深紫色外套，打三折。母亲试穿时，我在镜子里看到她的背影——那么瘦，肩膀撑不起衣服的轮廓，但她笑着，眼睛亮晶晶的。

“好看吗？”她问我们。

“好看。”我和姐姐异口同声。

那一刻，我想起木匣子里的金饰。每一件都光灿灿、沉甸甸，而母亲身上这件打折外套，却是她十三年来第一件新冬衣。

回家的公交车上，姐姐靠着母亲睡着了。母亲轻轻拨开姐姐额前的头发，动作温柔得让我心碎。

“妈，”我小声说，“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和姐姐不要嫁妆，你会轻松很多。”

母亲转头看我，眼神复杂：“傻孩子，这是妈妈的心意。”

“可你的健康更重要。”

“妈妈的身体自己清楚。”她拍拍我的手，“看到你们过得好，妈妈什么病都没了。”

我望向窗外，城市在冬日的暮色里模糊成一片光影。我突然明白，那些金饰对母亲而言，不是投资，不是习俗，甚至不完全是嫁妆。那是她用生命兑换的诺言——一个母亲在失去丈夫后，向女儿们许下的、关于爱与保护的诺言。

五

姐姐婚礼前一周，母亲病了。

只是普通的感冒，但她虚弱得起不了床。我请了假在家照顾她，喂她喝粥时，看到她手腕上多年前的针孔疤痕，终于忍不住哭了。

“妈，我都知道了。”

母亲愣住了，粥勺停在半空。

“金店的周阿姨告诉我了。”我握住她的手，“那些金子，是你卖血换来的。”

长久的沉默。窗外有麻雀在光秃秃的树枝上跳跃。

“不全是，”母亲终于开口，“也打工，也做零活。只是...来钱慢。卖血快些。”

“为什么非要买金子？”

母亲靠在枕头上，眼神望向虚空：“你爸走的时候，你奶奶来家里，要把你姐姐带走。她说，寡妇养不起两个女儿，送走一个，剩下的那个她能帮着养大。”

我屏住呼吸——这件事我从不知道。

“我跪下来求她，说我能养活你们。”母亲的声音很轻，“她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我没工作、没存款，拿什么养。最后她丢下一句话：‘等你女儿出嫁，连件像样的首饰都拿不出来，看她们在婆家怎么抬头！’”

“所以你就...”

“所以我就想，无论如何，我的女儿出嫁时，要有拿得出手的嫁妆。”母亲看着我，眼泪终于滑落，“妈妈没本事，只能想到这个办法。”

我抱住她，瘦削的肩膀在我怀里颤抖。十三年的秘密，十三年的针头与疼痛，十三年的贫血与头晕，都融化在这个拥抱里。

“那些金子，你和姐姐分了吧。”母亲哽咽着，“妈妈能给的，只有这些了。”

“不，”我擦掉眼泪，“我们不要金子。我们要你健康，要你长命百岁。”

六

姐姐婚礼那天，母亲穿上了那件深紫色外套。我给她化了淡妆，遮掩苍白的脸色。她站在镜子前，我站在她身后，看到我们相似的眉眼。

“妈，你真好看。”

母亲笑了，眼角的皱纹像绽放的花。

婚礼上，按照习俗，新娘家长要赠送金饰。司仪宣布这个环节时，姐姐看向母亲，眼神询问。母亲点点头，从手提包里取出两个红丝绒盒子——不是木匣子里的那些，而是特别准备的，一对简单的金耳环，给姐姐；一条细金链，给我。

“这些是妈妈另外准备的。”母亲对我们说，“木匣子里的，你们自己处理吧。”

姐姐在交换戒指后，额外说了一段话。她拿着话筒，手在颤抖：

“今天我想感谢我的母亲。她不仅给了我生命，还给了我她所能给予的一切。我知道，为了我和妹妹，她付出了太多。那些金饰很重，但妈妈的爱更重。我承诺，我会幸福，会好好生活，不辜负她的付出。”

宾客们鼓掌，不少人抹眼泪。母亲坐在主桌，腰板挺得笔直，像一棵历经风霜却依然挺立的树。

七

姐姐婚礼后，我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我们打开了那个沉甸甸的木匣子，二十六件金饰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怎么办？”姐姐问我。

“我想带妈去做全面体检，然后好好调理身体。”我说，“这些金子，一部分换成钱，用作她的健康基金。另一部分...”

我拿起一件我十岁那年挑的金锁片，那时觉得小巧可爱：“留着吧，但意义不同了。它们不是嫁妆，是妈妈爱的证据。将来我们有了女儿，要告诉她们，外婆曾经多么勇敢。”

姐姐点头，拿起她十三岁时选的金苹果吊坠：“那时候我说，金苹果象征幸福。妈妈笑着说，‘那就愿我的女儿永远幸福’。”

我们抱在一起，像小时候那样。

母亲最终接受了体检，结果比想象中好。慢性贫血，但可调理。我和姐姐轮流给她煲汤，监督她吃药，陪她散步。金饰卖了一部分，剩下的，我们各自留了几件作纪念。

今年冬至，我没有让母亲去金店。相反，我带她去了商场，用第一笔工资给她买了件质地精良的羊毛大衣。

“太贵了。”母亲摸着衣料，眼眶发红。

“不贵，”我给她整理衣领，“你值得最好的。”

走出商场时，天空飘起细雪。母亲挽着我的手臂，就像这些年我挽着她一样。路过金店时，橱窗依旧明亮，红丝绒上的金饰泛着温柔的光。

“不进去看看？”母亲问。

“不去了，”我说，“我们已经有了最珍贵的东西。”

母亲握紧我的手，她的掌心依然有茧，但很温暖。

雪越下越大，覆盖了街道和屋檐。在这个寒冷的冬至，我终于明白：真正的黄金不在柜台里，不在木匣中，而在一个母亲甘愿流血的手腕上，在她苍白的微笑里，在她十三年无声的坚持中。

那些金饰会褪色，金价会涨跌，但母亲的爱——那是比任何金属都更永恒的光泽，历经岁月，永不黯淡。而我们能回馈的，不是保管这份馈赠，而是理解它的重量，然后带着这份爱，勇敢地、幸福地生活下去。

就像母亲所期望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