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同志在我家的时候——曹妈妈口述（一）

我原来住在别坑。皖南事变时，房子被国民党新七师烧掉了，这才搬到渣唐来。来渣唐已经几十年了，可是我的心还在别坑。

我在别坑，是独家独户地靠着山腰，门前还有棵大槐树遮了半边屋，要是眼力差的，从远处来，还望不到我家的房子。

原来的日子还马马虎虎过得去。后来，我丈夫死了以后田地卖了，家境就困难起来。我有四个儿子，老头子死的那年，大的十八，小的才五岁。只好冬天打柴，烧烧炭，春天摘摘茶叶，我带帮人做针线，靠做这些活来勉强糊口，要是赶到天早，就得借债过日子，老头子死时我还欠一百多块钱债。可是就这样，国民党还常常来要捐抽税的，还有壮丁费。要是缴不起呀，他们就吹胡子瞪眼地骂人。有时，他们还吓唬我，说我有四个儿子，要出一个儿子当壮丁，弄得我一家不能安生。

抗日战争初期的一天晚上，我炕好茶叶，已经是半夜。刚刚躺上床，忽然有人打门。声音很急。天哪！准是国民党抓壮丁来了。我连忙推推两个大的，叫他们躲起来；我慌手慌脚地把炕好的茶叶起来，准备去开门。哎！哪晓得老二在我前头，已经摸黑把门开了。我点着灯一照，进来的是个生人，四方脸，中等个子，穿一身黑布褂裤，看样子不过二十三、四岁，满口外地腔，慢条斯理地跟我儿子讲什么，我也听不清，只看我儿子把头点点。我心里想：大概是儿子在外面卖炭交的朋友吧！我看他浑身都汗透了，就去烧水。一会儿，我二儿子跑到厨房里来，悄悄地对我说：

“妈，他是来借宿的，还没吃晚饭哩！”

我听说是借宿的，没再问什么，就去量米煮饭。煮好饭，给他安排了睡处。第二天大清早，我就煮了干饭，准备他吃了赶路。哪晓得他吃过饭老半天，都没有走的意思，倒跟老大老二蹲在柴房里叽哩咕噜谈得很亲热。老大劈柴，他帮着拣拣拾拾。这一来，我心里疑惑起来，猜不透这个人的来路，急得我这一天做事尽颠三倒四的。

到晚上，那人走了。真怪！早上不赶路，晚上赶路！我忍不住问老大：“哪里来的这么个怪人？”老大笑笑说，他也搞不清，我立刻把老二喊来：

“来路都搞不清，就这么亲亲热热地留人住下啦？老二，你总该搞得清楚吧！”

老二本来肚子里搁不住话，见我话头逼紧了，只好对我实说：“他姓李，是红军。”

“红军是干什么的？”我问。

“我也不很清楚。听他说，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帮穷人做事的。”

一听说他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我心里真高兴。但又很替他担心，国民党军队那么多，他一个人怎么反对法呢？于是我又问老二：“他从哪里来的？怎么只有一个人呀？”

老二摇摇头：“这我不清楚。”停了一会儿老二又接下去说：“妈，你放心去睡吧，我看他不是坏人！”

“嗯。”我嘴里这么答应着，心里可总有个大疙瘩。丈夫去世就守这几个儿子过日子。国民党反动派那么凶狠，儿子跟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人在一块交朋友，我怎么能不操心想想睡不着，就拿只鞋底纳纳。一直到鸡开叫了，那个姓李的红军才回来！进门就笑嘻嘻地同我打招呼，问我为什么到现在不睡。我说：“睡不着，起来做点事情。”

这以后，他差不多天天如此：傍晚出去，夜里回来。说起来也怪，看他不多开口，说起话来可真能服人。我家老二是个牛脾气，强得很，不要说哥哥弟弟让他几分，就是我做娘的，有时还得顺着他。可是他听李同志的话，只一个多月工夫，脾气就改了不少，不大讲蛮理了。我家老大和老二脾气恰恰相反：好也吧，歹也吧，他总是摆在心里，不大吱声，见了亲眷，喊一声就像割肉似的难。现在也学会讲一套了，什么“老百姓出力，当官的享福，富人还要打穷人，骂穷人，真不平等……”句句都在理上。我看李同志来之后，儿子只学好，没学坏，兄弟之间倒和气多了，又没出什么事，心里的疙瘩也就解开了。有时他还教儿子识字，我更喜欢得不得了。

李同志确实是个好人，人很和气，说话低声慢语的，一有空就帮我们做点事情，或者同我拉拉家常。从他的话中，我晓得他家住在江西。家里还有兄弟和父母，也很穷，兄弟两个都讨不起老婆。他还告诉我，穷人本来是可以吃得饱穿得暖的，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们把穷人劳动得来的钱剥削去了。他说，他离开父母，参加革命，就是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把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不受剥削，过好日子。他又说，现在共产党领导的一些地方，农民种的地都是自己的了，再不要给地主交租了。那里的人都是平等的，男女也平等的，不准谁欺负谁。国家的大事，是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生活很幸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