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66岁经常眩晕，检查多次无果，换大医院一查，终于找到原因

我妈妈66岁经常眩晕，检查多次无果，换大医院一查，终于找到原因

我妈第一次说头晕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剁排骨。那是去年三月的事，天还凉着，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靠在门框上，说了一句“这地怎么晃”，然后整个人就往左边歪。我扔了菜刀去扶她，手忙脚乱中碰翻了灶台上的酱油瓶，黑褐色的液体顺着瓷砖缝淌了一地，像一道没头没尾的河。她靠在我胳膊上喘，额头贴着我的手腕，皮肤又薄又凉，青色的血管隐约可见，像一张半透明的旧纸。我说妈你怎么了，她缓了一会儿摆摆手说没事，就是起猛了。那天晚上我给她量了血压，高压一百四十五，低压九十，不算太高，但也不算正常。我说咱们明天去卫生院看看，她嫌麻烦，说人老了哪个没点毛病，花那冤枉钱干啥。我没听她的，第二天请了假，硬拽着她去了镇上那个白墙都泛黄的卫生院。

卫生院的大夫姓周，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镜片上总有哈气的眼镜。他让我妈坐了坐位体前屈那种姿势，又拿小锤子敲了敲膝盖，问了几句以前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话，然后开了两盒盐酸氟桂利嗪，说可能是脑供血不足，先吃着看看。我妈吃了三天，头不怎么晕了，但人开始犯困，白天坐在沙发上能睡三四觉，有回炉子上的水烧干了都没听见，满屋子白汽她才醒。我又带她去找周大夫，他说那停药吧，换点中成药试试，这次开了脑心通胶囊和银杏叶片，还加了一样天麻丸，花花绿绿的药盒子堆了半个茶几。我妈看着那些盒子叹气，说这哪是吃药，这是吃饭。可换药之后头晕反而更勤了，以前是早上起来偶尔犯一次，现在变成一天两三回，有时正择着豆角呢就忽然抓住桌沿不动了，眼睛闭着，眉头拧成一个死结，好半天才松开。我爸那阵子嘴上不说，夜里翻身翻得床板吱嘎响，我知道他心里也挂着。

那几个月我们把县城里能看的医院都跑遍了。县人民医院的CT机是前年新换的，做一次头颅平扫花了四百多，片子出来医生说没见着明显异常，就是有点老年性脑改变，这岁数的人都这样。又做了颈动脉彩超，说有斑块但不严重，开了阿司匹林让他回去吃。可阿司匹林吃了半个月，我妈开始胃疼，疼得夜里睡不着，蜷在床上像一只晒干了的虾。再去医院，消化科的说那停阿司匹林吧，又给开了胃药。头晕没解决，胃又添了新毛病，我妈那阵子瘦得厉害，原来一百二十多斤的人掉到一百零几，颧骨支楞出来，眼窝凹进去，过年亲戚来拜年都吓了一跳，问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我妈强笑着说是减肥，其实她现在喝粥都怕胃里泛酸。我姐在深圳打工，打电话回来听说这事急得直哭，说要请假回来带妈去省城看。我没让，她那厂子请假扣工资厉害，去年过年都没舍得买机票回来。我说我去，我开着那辆跑了二十万公里的五菱宏光，带上我妈和我爸，后备箱塞了枕头、保温壶、还有一袋子面包和榨菜，往省城第二人民医院去了。

省城医院那个楼高得仰头望不到顶，一楼大厅里挤的人像下饺子似的，挂号窗口前弯弯曲曲排了七八条长队。我提前在网上挂的专家号，神经内科的刘主任，听说看眩晕在省里都排得上号。我们等到快中午才进了诊室，刘主任六十来岁，头发花白但眼神尖，他让我妈站起来走了几步，又让她闭着眼睛手指去够鼻子，再躺到小床上往左往右猛一转头，我妈那一下差点吐了。他拿着我们带去的所有片子一张一张对着灯看，看完之后沉吟了一会儿，问了一句你妈以前耳朵有没有出过毛病。我想了想说没有，我妈耳朵灵得很，隔两间屋能听见我手机响。刘主任点点头，开了几张单子，有听力测试、耳内镜检查，还有一个叫前庭功能检查的东西，名字怪得很，我听都没听过。他说去做完这些检查下周再来看结果。

那天下楼的时候我妈有点不高兴，说看头晕怎么查起耳朵来了，这大夫怕不是糊弄人。我爸说人家是专家，听人家的。我妈没再吭声，但一路上都板着脸。听力测试那个房间隔音特别好，门一关像进了棉花堆里，我妈戴上耳机，一听到滴滴声就按手里的按钮，神情认真得像个小学生。耳内镜倒简单，大夫拿个带灯的细管子往耳朵里一伸，屏幕上就出现了耳道里面的样子，粉红色的，像某种深海的腔肠动物。最折腾的是前庭功能检查，让坐在一把能转的椅子上，眼睛上贴了电极片，椅子左转右转时快时慢，我隔着玻璃窗看见我妈脸色煞白，手死死抓着扶手，做完下来人站都站不稳，我爸搀着她到走廊的长椅上坐了足足半个小时。我妈吐了两回，吐出来的都是黄水，她说这辈子不想再坐第二回那把椅子了。

等结果那几天我们住在省城边上一个家庭旅馆里，六十块钱一晚，房间小得转不开身，但干净，老板娘每天早上煮一大锅小米粥，给我妈盛稠的。我妈那几天精神反而好了些，也许是离开了家里那个老是犯病的环境，也许是心里有了盼头。她跟我爸去旅馆后面的小公园遛弯，看见人家跳广场舞还跟着比划了两下，那是我好几个月头一回见她笑。我爸悄悄跟我说，要这次再查不出毛病，他就带我妈去北京，砸锅卖铁也去。我当时鼻子一酸没接话，蹲在旅馆门口抽烟，看着省城灰蒙蒙的天，心里又堵又慌，像堵了一团湿棉花，吸不进气也吐不出来。

第二次见刘主任是一周后的事了，那天上午诊室外头排队的比上次还多，有个老太太坐在轮椅上一直歪着头，她儿子说已经晕了半年了，哪都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我听到这话心里咯噔了一下，看了我妈一眼，她正低头抠手指甲，没什么表情。轮到我们进去的时候刘主任正在翻那摞检查报告，翻到最后一张时他的手指停住了，抬起头来看了我妈一眼，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像黑夜里突然划亮了一根火柴，光虽不大，但足够让人看清方向。他说找到了，你妈这是耳石症，学名叫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是内耳里管平衡的小石头掉到了不该掉的地方，一转头它就滚，一滚就晕。我愣了两秒，脑子里嗡嗡的，像有几千只蜜蜂同时扇翅膀。我妈先反应过来，她问那严重吗，能治吗。刘主任笑了一下说能治，简单得很，做个手法复位，运气好一次就好了。他让我们去隔壁治疗室等着，他换件白大褂就过来。

治疗室很小，就一张窄床和一把椅子。刘主任让我妈侧躺到床上，头悬在床边沿外面，然后他扶着我妈的头往一个方向缓缓转了四十五度，停了半分钟，又往另一个方向转，像在摆弄一个精密的仪器。我妈闭着眼睛，嘴唇抿得发白，手攥着床单攥出了褶子，但一声没吭。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刘主任说好了，起来试试。我妈小心翼翼坐起来，晃了晃脑袋，又站起来走了两步，脸上的表情从紧张慢慢变成惊讶，最后变成一种近乎茫然的轻松。她说怎么不晕了，真的不晕了。刘主任说回去这几天头别太低，睡觉枕头垫高些，要是再犯就再来，一般一两次就能好。我妈站在治疗室门口愣了好一会儿，忽然捂着脸哭了，肩膀一抖一抖的，哭得像个受了委屈终于被还了清白的孩子。我爸站在旁边手足无措，想伸手去拍她又缩回来，最后笨拙地把外套脱下来搭在她肩上。我站在走廊里，后背抵着冰凉的墙壁，仰头看天花板上的灯管，那白光刺得人眼睛发酸。

回家那天天特别好，三月的阳光暖融融的，高速公路两旁开满了油菜花，黄灿灿的一片连到天边。我妈坐在副驾上，窗子摇下来一半，风吹得她头发乱飞，她也没像平时那样嘟囔，反而眯着眼睛跟路边的花较劲，说这一片比刚才那片黄得正。我爸在后座打瞌睡，呼噜声一起一伏的，从后视镜里能看见他嘴角往上翘着。那是我那几个月开得最轻松的一段路，方向盘握在手里感觉轻了一半。我姐晚上打来电话，我妈抢过手机跟她说了半个多钟头，从耳朵里的石头讲起，讲到省城的高楼有多高，讲到旅馆老板娘的小米粥熬得多黏稠，最后说那专家一下就把她治好了，几分钟的事儿，早知道就不折腾那么久了。我姐在电话那头又哭又笑，说妈你以后别省那几个检查钱了，身子要紧。我妈连声说好好好，挂了电话却嘟囔了一句省城住一晚六十块呢，够家里买两斤排骨了。

可生活它不是一道算术题，加减乘除算完了就干净了。回家之后我妈的头晕确实好多了，但并没有像刘主任说的那样一次性断根。大概过了两周，有天早上她弯腰去够床底下的鞋盒子，一下子又犯了，扶着床头柜站了半天才缓过来。那天晚上她饭吃得很少，扒了两口就说饱了，坐在沙发上愣愣地看着电视，屏幕上演的什么她压根没往眼里去。我知道她心里在打鼓，怕那专家也没治对，怕这毛病要跟一辈子。我爸悄悄问我是不是还得再去一趟省城，我说先别急，先打电话问问。第二天我拨了刘主任门诊的咨询电话，护士转达了情况，刘主任让再来做一次复位，说有些人的耳石碎成小块了，一次清不干净，再做一回就好了。我妈听了嘴上没说什么，但那个下午她默默把家里攒的纸箱和塑料瓶全卖了，又翻出存折看了看余额，我知道她又开始算账了。

第二次去省城是我一个人带我妈去的，我爸那几天腰疼犯了，坐不了长途车。这回我们熟门熟路，早上五点半出发，九点就到了医院。刘主任还是那副模样，镜片后头的眼睛精准利落，让我妈躺下转了转头，这回比上次多转了两下，我妈下来走了两圈，脸上的褶子都展开了，说这回真清亮了，像窗户上的灰被抹布擦干净了一样。刘主任叮嘱说以后起床慢点，先侧身再用手撑起来，别猛地一坐，捡东西也蹲下去捡别弯腰，耳石这东西再掉的概率不大，但注意些总没错。我妈像小学生听课一样连连点头，出了诊室就跟我说回去要把家里的鞋架换个高的，再也不弯腰够鞋了。

从省城回来之后我妈的头晕基本没再犯过，偶尔起猛了有一点点晃，坐几秒就好了，跟以前那种天旋地转完全两码事。她整个人像换了台发动机，精气神回来了，体重也慢慢长回去，脸颊重新鼓了起来。她又开始跟邻居阿姨们去早市买菜，回来拎着大包小包，一样一样往外掏，说今天的黄瓜顶花带刺多新鲜，说那卖鱼的给她多搭了两根葱。有天傍晚我去接她，远远看见她跟几个老太太坐在巷口的石墩上择豆角，有说有笑的，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斑驳的砖墙上。我忽然觉得那影子比半年前厚实多了，心里头那块压了快一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砸得胸口暖融融的疼。

可事情没这么简单就结束。就在我们觉得一切好起来的时候，我妈有天忽然跟我说她想回老家看看我姥姥的坟。姥姥走了五年了，坟在离我们镇四十里外的山坳里，路不好走，这两年清明都是我爸替她去烧的纸。她说这回自己要去，趁现在不晕了，得去跟姥姥说说话。我拗不过她，挑了个周末开五菱宏光拉她去了。山路颠簸，坑坑洼洼的，我开得小心翼翼，生怕一个颠簸把她那脆弱的耳石又颠回去。到了地方，我妈提着纸钱和供果顺着山坡往上爬，我在后面跟着，看她脚步稳稳当当的，心里才算踏实。她跪在姥姥坟前烧纸的时候我站在一棵老槐树底下，风从山坳口灌进来，把纸灰卷得满天都是。我妈嘴里念念有词，离得远我听不清，只看见她脊背直挺挺的，不像以前犯病时那么佝偻了。回去的路上我妈忽然说了一句，她说你知道我那时候为啥老犯晕还忍着不去大医院么。我摇头。她看着车窗外说，我怕真查出啥要命的病来，怕给你和你姐添负担，你姐在深圳租房住，你供着房贷，我要是倒了，钱就得往我身上哗哗流，你俩的日子咋过。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喉咙像被什么堵了，半天才说了一句妈你想那么多干啥。她说不想不行啊，当妈的到啥时候想的都是孩子。那是我头一回听见她说这些话，以前她从来不提，什么难处都自己捂着，捂不住了才漏一点出来。

回家之后我妈就变了个人似的，每天早上起来先在床边坐两分钟再下地，弯腰捡东西必定蹲下去，还让我在客厅墙上钉了个挂钩，出门买菜回来先把包挂上去，不用弯腰放茶几。更让我意外的是她开始催我去把我爸那腰疼好好查查，说不能再拖了，她把这大半年的经历掰开了揉碎了给我爸讲，说小病拖成大病才真费钱，早查早安心。我爸那腰是老毛病了，椎间盘突出，以前总贴膏药硬扛，我妈现在天天盯着他去做理疗，隔天去镇上一趟，雷打不动。有天我看她拿着小本子记我爸理疗的日期和费用，字写得工工整整的，本子边上还记了血压值和头晕发作的次数，哪天犯了一次记个圈，哪天没犯画个勾，大半年下来密密麻麻的。她跟我说以前光顾着难受没心思记这些，现在不晕了才想起来，那些圈圈勾勾翻起来看，才知道自己那阵子遭了多少罪。

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妈已经完全恢复如常了，甚至比生病前还精神。她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舞蹈队，每晚去广场跳一个小时，回来满头汗但眼睛亮晶晶的。她开始学用智能手机，我姐在深圳给她发视频，她举着手机满屋子找角度，说客厅光线好让我爸把灯全打开。有回视频里我姐问她妈你现在还晕不晕，我妈对着镜头摆手说不晕了不晕了，耳朵里的石头听话了，语气轻快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我姐说那你有空来深圳住几天呗，我妈犹豫了一下说等秋天吧，秋天凉快了去，顺便把你那个乱糟糟的屋子收拾收拾。我姐在那边笑得咯咯的。

秋天真来的时候我妈没去成深圳，因为我爸的腰做了个小手术，她在医院陪了半个月。但这次她一点没慌，每天跑前跑后办手续、打饭、跟医生沟通，有条有理的，护士都夸这阿姨利索。我去替她的时候她说不用，说她现在头不晕了，干啥都有底气，以前晕乎乎的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了，现在才晓得身体哪哪都听使唤是啥滋味。我爸出院那天她特意去市场买了条黑鱼回来熬汤，蹲在厨房水池边刮鱼鳞的时候腰弯得很低，我赶紧过去说妈你小心头，她抬起头来冲我一笑，说没事，我记着呢，我是蹲着不是弯腰，你看我膝盖弯着的。她把膝盖顶了顶给我看，那副认真得意的样子让我一下乐了。

日子就这么平平稳稳往前走，到了冬天，有天夜里我加班回来晚了，进门看见我妈还坐在客厅等我，手里织着一件毛衣，浅灰色的，看尺寸是给我爸的。我说妈你怎么还不睡，她放下毛衣说你姐今天来电话了，说深圳有个医院也在搞那个什么耳石复位，她带一个同事去看过，几分钟就好了。她顿了顿又说我跟你姐说了，让她自己也去查查耳朵，她老是熬夜头晕，别也是这个毛病。我坐到沙发上说妈你现在成专家了。她笑着拍了我一下说啥专家，就是遭过罪的人更知道啥叫遭罪。她接着织毛衣，针脚密密的，电视开着但声音调得很低，屋里暖气烧得足，她的侧脸在灯光下柔和又安静。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间屋子比从前暖和了许多，不是因为暖气，是因为那些悬了大半年的东西终于都落了地，稳稳当当的，像一块石头终于搁对了地方。

我想起来小时候有一回我妈带我去赶集，我贪嘴偷吃了一个苹果没擦，半夜肚子疼得满床打滚。我妈背着我往卫生院跑，那天下着雨，土路泥泞，她深一脚浅一脚的，我趴在她背上颠得想吐，迷糊中只听见她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后来我长大了，她老了，换我背着她往医院跑，跑了大半年没跑到正路上，直到省城那个刘主任像指路一样把方向给指明白了。其实人生好多事都是这样，你在原地打转的时候以为前面没路了，其实就差一个人告诉你往左转还是往右转。我妈的耳石就那么米粒大小的一丁点东西，趴在耳朵里兴风作浪了快一年，把一家人的心都搅得七上八下的，可找到了就那么一拨一弄的事。我有时候想，要是我们第一次去县医院的时候就有人想起来查查耳朵，是不是后面那些折腾都能省了。但转念一想也未必，有些弯路非得自己走过才知道哪条是直的，就像我妈现在每天早上坐在床边数五下再下地，那个习惯她大概会带很久，那是她用自己的教训换来的，比谁嘱咐的都管用。

春节的时候我姐从深圳回来了，一家人坐在一块吃年夜饭，我妈做了满满一桌子菜，红烧排骨、糖醋鱼、炸春卷、炖鸡汤，热气腾腾的摆了大半个圆桌。开饭前我妈站起来说咱们碰一个吧，她举着半杯红酒，脸被桌边的暖气映得红扑扑的。她说今年开头我差点以为自己要完蛋了，查来查去查不出毛病，人都快查废了，多亏换了大医院才找到原因，原来是耳朵里两粒小沙子作怪。她现在说起来轻描淡写的，像讲一个笑话，可我看见我姐眼眶红了，我爸低头扒了一大口饭没抬起来。我也举着杯子说妈你以后有啥不舒服早说早查，别再捂着盖着了。我妈喝了一口酒说那是，这回知道了，有病就得刨根问底，这地方查不出来换那地方，总有能查出来的。她顿了顿又说，其实难受不怕，怕的是心里没个底，知道啥病就好办了，哪怕是要命的病，知道了也能想办法，就怕不知道，那才真叫熬人。她这句话说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往人心里砸。我姐的眼泪啪嗒掉进了汤碗里，我妈伸手过去拍了拍她的背说大过年的哭啥，我这不好好的么，现在头不晕了，胃也不疼了，你爸腰也好了，你们都好，我就啥都好。

那天晚上外面鞭炮响了一宿，烟花从窗口看出去一朵接一朵炸开，映得玻璃上流光溢彩的。我妈靠在沙发上织完了那件毛衣，让我爸试了试，肩宽正合适，我爸穿着在客厅走了两圈，说暖和，比买的好。我妈笑着说那当然，买的哪有手织的贴心。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他们俩斗嘴，一个说领口有点紧，一个说紧了不漏风，一个说颜色显老，一个说你本来就老。那些话软乎乎的，像棉花一样塞满了屋子。我忽然想，人的身体真是奇妙，又脆弱又顽强，一粒小石头能让一个人天翻地覆，但翻过来之后呢，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柴米油盐里那些吵吵闹闹、平平淡淡的，才是真正的底子。我妈那回从省城回来之后经常跟邻居讲她这段经历，说要是谁家老人老犯晕查不出原因，赶紧去大医院的耳鼻喉科看看，别光盯着脑袋和血管。她讲得头头是道，邻居们听得一愣一愣的，有两个老太太还真去查了，有一个居然也是耳石症，回来谢了我妈好几天。我妈那阵子特别得意，觉得自己做了一桩大好事，她说将心比心，她知道那种昏天黑地找不着北的滋味，能帮别人少走一段弯路比啥都强。

现在我妈的眩晕已经彻底好了，快一年了没再正儿八经犯过。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先在床边坐两分钟，然后去阳台做一套自己编的操，伸伸胳膊蹬蹬腿，太阳照在她身上，影子短短地缩在脚底下。我有时候从卧室出来看见她那个背影，花白的头发在晨光里染上了一层淡金色，动作慢悠悠的，但稳稳当当的，心里就说不出的踏实。她那个记圈圈勾勾的本子现在用来记每天的步数和血压值，最后一页贴着省城刘主任的名片，边角都磨白了，她也没扔，说不准以后还用得着。我希望她永远用不着，但那张名片待在那儿就像一颗定心丸，让她知道不管再出什么毛病，总有路可以走，总有地方可以去。

上个月我姐在深圳也去查了耳朵，还真查出来右耳有个小问题，但不是耳石，是前庭神经有点弱，医生说注意休息就行。我姐跟我说的时候笑着说咱家这耳朵遗传吧，一个两个都出毛病。我妈在旁边听见了立刻抢过电话说你可别不当回事，该休息休息，钱挣不完的，身子垮了啥都没了。挂了电话她跟我念叨，说我姐从小耳朵就灵，隔墙听人说话比谁都清楚，现在倒好，灵过头了。她念叨的时候眉眼里全是牵挂，但我看得出来她那份牵挂底下沉着一种从容，是经历过一回大风大浪之后的那种稳当。就像一艘船，在风暴里颠了快一年，终于靠了岸，再看见浪的时候心就不那么慌了，因为知道岸在哪儿，知道怎么靠过去。

我偶尔会想起去年三月那个下午，菜刀掉在地上，酱油瓶翻了，我妈靠在我胳膊上说地怎么晃。那时候我觉得日子像那滩酱油一样漫无目的地淌，怎么都收不住。现在回想起来，那滩酱油早就被拖把擦干净了，地砖上一点痕迹都没留下，但我妈站在门框边那个摇晃的身影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身影提醒我，人的平安不是天生的，是一点一点找回来的，有时候要绕很远的路，有时候要花很多的钱，有时候要把所有的地方都跑遍了才找着那个正确答案。但只要不放弃找，总能找到。就像我跟我妈说的，这地方查不出来就换那地方，这家医院不行就换那家，总会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这话现在成了我们家的家训，我爸腰疼知道去拍核磁了，我姐头晕懂得去查耳朵了，连我侄女感冒发烧都知道让大夫多问几句是不是别的毛病。一点小病小灾的，再不敢马虎，也再不会慌张，因为我们知道慌张没用，得一步步来，得找对方向。

我妈现在还是逢人就讲她那段查病的经历，讲的时候手舞足蹈的，最后总要加一句人哪，最怕的是不知道咋回事，知道了就有办法。有人嫌她啰嗦，但更多的人听了进去，隔壁单元的张阿姨就是听了她的话去省城看好了多年的老眩晕，回来给我妈送了一篮子土鸡蛋，两个老太太坐在门口聊了一下午，从耳朵里的石头聊到儿女的婚事，聊到天擦黑了才散。我妈端着那篮鸡蛋进屋的时候笑得眼睛都没了，说你看，帮别人就是帮自己，啥时候都错不了。

我坐在客厅里看着她把鸡蛋一个一个码进冰箱，动作轻巧又利落，腰板挺得直直的。窗外有鸟叫，厨房里炖着汤，我爸在阳台上浇他那些半死不活的花，日子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但就是这平常，让我觉得格外珍贵。因为我知道这平常是绕了多少个弯才回来的，也知道守住这平常需要多大的运气和多少的用心。我妈那两粒小小的耳石，让一家人都学会了怎么更小心地往前走，也更懂得回头看看身边的人还在不在、好不好。有时候我想，那些让我们颠簸的石头，也许最后都会变成脚下的路基，踩结实了，路就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