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家幼儿园拒收的自闭症男孩，高考568分上大学，妈妈道出养育真相

2026年6月，广东高考放榜。

张晓莉的儿子在物理类考了568分，最终被西南一所高校的气象学专业录取。

她的儿子是一名自闭症青年。小时候，他在吞咽、走路、沟通和身体协调上都需要大量帮助，到了入园年龄，又连续被5家幼儿园拒收。

大米和小米报道他的故事后，评论区里很快出现一些疑问：

能考到这样的成绩，他真的是自闭症吗？

少数“明星孩子”的经历，对更多普通家庭究竟有多少参考价值？

两个月后，大米和小米首席品牌官潘采夫对话张晓莉。面对这些疑问，她没有急着解释，讲起了儿子从被多家幼儿园拒收，到最终能顺利参加高考的过程中，她自己的心路变化。

儿子被诊断为自闭症后，她最初只有一个念头：改变他。后来，她花了很多年才意识到，真正先发生改变的其实是自己。

再后来，她带着孩子走进社区、进入学校。从儿子班上的一堂班会课开始，她试着让孩子身边的人也理解：为什么这个孩子和别人不一样，又该怎样和他一起生活？

口述 | 张晓莉

采访 | 潘采夫

整理 | Nicole

编辑｜Jarvis Zoey

图源｜@不一样的小孩儿 unsplash

张晓莉以前做生意，是一个很能解决问题的人。为了开发一款夏季毛衣，她可以一个人在工厂待一个半月。别人没做过的产品，她喜欢研究，也习惯相信：只要投入足够多的时间，总能找到办法。

儿子被诊断为自闭症后，她把这种惯性也带进了儿子的干预和教育。她想，再难的问题，花上一年半载，总能解决。

结果却一次次不是这样。

一个在她看来很简单的动作，儿子可能反复练习仍然不会。她催一下，他动一下；不催，就停下来。渐渐地，张晓莉越来越暴躁。她坦言，自己也曾因为失去耐心打过孩子。

“以前自己呼风唤雨，现在带个孩子都带不好。”

最初两年，她几乎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别人看到她时，经常是蓬头垢面的，“整个人像个大妈似的”。

那时候，她理解的干预，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断训练：孩子不会，就教；做不好，就继续练，直到学会。

4岁时，儿子还不会双脚跳，上下楼梯时也很难交替使用双脚。精细动作弱，她就让他夹豆子、用夹子、撕纸、剪纸。为了练手部协调，家里人的鞋交给他刷，碗筷也让他参与收拾。

儿子后来学了8年钢琴，始终没有通过四级。运动也试了很多种：羽毛球练了两个月，教练把球喂到面前还是经常接不到；打乒乓球时身体太僵，很难连续完成动作；篮球需要同时处理球、队友、位置和移动，他常常一下处理不过来，甚至分不清自己的队友。

那几年，她一直在想办法补孩子的“不会”。直到入园这件事，把她推到了另一条路上。

儿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张晓莉连续找了5家幼儿园，没有一家愿意收。进不了幼儿园，也不能一直待在机构，她只好带着孩子走进社区。

很多年后回头看，张晓莉说，真正的转折反而从这里开始。

儿子小时候特别喜欢圆形、会旋转的东西，最喜欢的东西之一就是风扇。走在街上，只要看到店铺里有风扇，他就想进去开一下、关一下，再开一下。

当然可以把孩子直接拉走，但张晓莉很快发现，这只能解决眼前这一次。下一次再看见风扇，他还是会跑过去。

于是，她开始一家店一家店地问：“我们家孩子是自闭症，他很喜欢圆形、会转动的东西。能不能让他开关两个回合，然后我们就离开？”

刚开始说出“我们家孩子是自闭症”时，她也会紧张。她把那种感觉称作家长的“耻感”：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也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拒绝，“心里面会突突”。

但一次次问下来，她发现，实际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担心并不完全一样。“所到之处都很通畅，大家都能够理解和支持。”

得到允许后，她开始和儿子建立规则：风扇可以碰，可以开关两个回合，结束之后就离开。

孩子喜欢的东西没有被直接拿走，同时也开始慢慢学习：公共空间里的物品有主人，想使用别人的东西，要先询问；别人同意了，自己也要遵守约定。

后来，张晓莉又带儿子做“小报童”。两个人先去报摊买报纸，再提前联系周围愿意配合的居民，请他们成为孩子的顾客。

这和缺乏具体场景的训练很不一样。

社区里的人不会按照预先写好的脚本回答。有的人热情，有的人冷淡；一句话说出去，对方接下来怎么回应，也无法提前预测。

张晓莉逐渐觉得，孩子需要的恰恰也是这些东西：不是只把一个动作练会，而是在真实的人和真实的关系里，学习怎么说话、怎么等待、怎么遵守规则，也学习面对变化。

也是在这个阶段，她对“接纳”的理解开始改变。“前面两年的训练，确实是不接纳他，想要改变他。后来带着他在社区生活，才是真正接纳了，开始认可他的状态。”

比如儿子的自言自语和重复动作。

过去，她首先想到的是怎样让这些行为消失。后来在家里，她会告诉孩子：这些动作可以存在，爸爸妈妈不会因此觉得你是一个“怪人”。

到了公共场所，再讨论另外一套规则。持续大声自言自语可能会影响别人，一些动作也可能引来不友善的目光。

母子俩还设计过一个小办法。张晓莉戴一根红绳，当儿子从余光里看到那根红绳，就知道妈妈是在提醒自己留意当下的状态。

这样的调整持续了很长时间。随着理解能力和社会经验增加，他才渐渐能够根据不同场合作出一些改变。

张晓莉后来觉得，

关键并不是孩子终于“看起来没那么不一样”，“重点是他能够感受到，父母是接纳他的，是爱他的，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怪人。”

她先不再急着把孩子变成另一个样子，然后开始考虑：如果孩子进入的环境还不理解他，环境是不是也可以改变一点？

2014年，张晓莉的儿子进入小学。

但真正坐进普通教室以后，新的问题很快出现。

上课时，他有时会突然唱歌，有时突然趴到地上；会慢慢把水壶推到桌子边缘，看着它掉下去，水流出来后再趴在地上玩水；还会撕纸，把碎纸扬起来，说那是“天女散花”。

同学们不明白这些行为。

“他们觉得他就是一个‘傻的’。”但张晓莉后来并没有把这件事简单归结为“普通孩子没有爱心”。

“老师和孩子都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但班上的孩子不是没有包容性，也不是没有爱。他只是很直观地看到，这个人跟我不一样，他唯一会用的词就是‘傻的’。”

也是在那个时候，她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进入普通学校，不等于融合。

如果每天坐在同一间教室里的孩子，始终无法理解他的行为，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和他相处，那么即使物理空间已经在一起，他仍然很难真正进入这个集体。

于是，张晓莉设计了一套叫“爱的种子”的课程。一开始，目标很小，就是儿子所在的那个班。

她走进班级，从一堂班会课开始，告诉其他孩子：这个同学为什么会有一些不同的行为，这些行为背后可能有什么需求，又可以怎样和他相处。周末，她还组织同学和家长一起参加活动。

“我希望他们能很直观地看到我孩子的特点，看到他的障碍、背后的需求，还有他的表达。”她想做的，是让其他孩子先看懂眼前这个人，知道怎样认识这些差异、怎样和他相处。

后来，“爱的种子”不再只属于一个班，慢慢扩展成学校里的社团，每个班选出几名学生，每周参加一次课程。

儿子有一个女孩同桌了三年半。大家后来称她为“中国好同桌”，她也获得过“爱心小天使”等称号。

2026年，这个女孩和张晓莉的儿子一样参加了高考。填报志愿时，她选择了社会工作专业。

女孩的妈妈后来告诉张晓莉：“我们家闺女完全是受了你们母子俩的影响。”

从最初的一堂班会课开始，事情继续向外延伸。

张晓莉和团队把特殊孩子常见的一些行为和生活情境编成儿童剧，请专业导演和演员参与制作，走进不同学校演出了100多场。项目里又慢慢加入教师培训、家庭支持和个案服务，最后发展出“融爱先锋队”工具包，希望普通学校的老师拿到以后，也能结合自己的班级使用。

张晓莉并不认为，学校和社区后来发生的变化是她一个人造成的。

她记得，番禺区第一个特教班刚开办时，第一年只有一名孩子入读。当时很多家长担心诊断、残疾证、特教班会成为孩子一生的标签，也有家庭希望孩子悄悄进入普通学校——只要别人看不出来，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些年，她感觉这种情况在慢慢变化。

“番禺区第一个特教班，第一年只招了一个孩子，因为大家不愿意去。但是去年有49个特教班，今年是51个。”

她认为，这不是哪一个家长能够完成的事情。家长组织、学校、教师、公共部门，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

而她最初开始做这些事时，愿望其实没有那么宏大。她只是希望：儿子所在的那个班，能少一点误解。

很多年以后，再看张晓莉儿子的生活，很容易首先看到高考568分。

但如果只看这个数字，又很容易误解这个孩子。

学习，是他相对熟悉的领域。和同学聊天时，他经常谈数学、物理、地理和学业，却很少聊生活里的琐事。在日常社交中，他到现在仍然不太容易迅速觉察别人的想法和情绪。

“他经常踢球，身上都是伤，他自己感觉不到。”张晓莉说，“包括现在，他通过听觉去理解信息也比较弱。”

她还特别提到，儿子的几个好朋友里，有人高考成绩比他低很多，但社会适应能力反而比他强。

所以她从来没有觉得，568分意味着那些困难已经消失。

在学习这件事上，他确实找到了自己相对擅长、也愿意长期投入的方向，比如气象。

几年前，他就开始关注全国各地的天气，每天记录气候和气象信息。坐公交车、研究线路，也是保持了很多年的兴趣。即便到了高三，学业最紧张的时候，他仍然会定期抽时间坐一次公交车。

“他喜欢这些东西，能够从里面获得能量。坐公交车就是他自己放松的时间。”

张晓莉和丈夫曾分别陪过一次，后来发现根本不需要。“人家自己会在这样的场域里面获取能量。”

到了高三，儿子明确告诉父母：要学气象。

夫妻俩没有替他换一个方向，只是把未来可能遇到的困难告诉他：高数、动力学、计算机、英语，都会比高中更难。“我们经常告诉他，前路会很辛苦。”

但儿子的回答没有变化。“他还是坚信，我就要去。”

运动也是一样。

那些曾经学不会的项目里，张晓莉后来发现，守门员很适合他。相比篮球等需要同时快速处理多种信息的运动，守门员的任务更集中，他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扑球上。“他就专注地去扑球。哪怕太阳再大、再热，也会不断地练。”

练了很长时间后，他成了学校里表现不错的守门员。同学们组队踢球时开始争着要他，他也有了自己的足球圈子，里面有中学生、高中生，也有已经工作的成年人。后来，他甚至会自己组织比赛。

日常生活中，他仍然不太会主动和别人嘘寒问暖。但踢球不需要先学会复杂寒暄，传球、扑球、等人到场、约下一场球，本身就是交往。“有一样东西能够让他感觉到成功，因为这是他自己能掌控的。运动现在是让他快乐的。”

这些年，张晓莉也一直在练习放手。

从小学开始，她逐渐让儿子承担更多自己的事情。12岁左右，开始尝试旅行、参加研学。2017年或2018年，她在日本出差，尚未成年的儿子也曾在有人同行的情况下，从国内前往日本找她。

如今真正进入大学，张晓莉担心的反而不是“他还能不能考高分”，而是另一组问题：

能不能安排自己的行程？能不能照顾自己？怎么和人相处？遇到问题知不知道求助？

“以后他的行程、生活、交友，都要自己去完成。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开创性的阶段。”

今年9月，儿子离开广州，前往西南的一座城市开始大学生活。

张晓莉仍然会想起很多年前，连续被5家幼儿园拒收时的自己。那时候，她甚至没有想过孩子能够读普通小学，更不要说大学。

面对如今外界关于“明星孩子”的讨论，她并不否认每个孩子差异巨大，也不认为儿子的高考成绩能够成为其他家庭的模板，但她仍然愿意分享这个结果。

据张晓莉介绍，2026年，她所在的广州家长群体中大约有16名孩子参加高考，其中大部分达到本科线，还有一名考生和儿子处于相同分数段。

“谁家有什么喜事、有什么大好事，我们都要分享出来，让大家看到希望。我们也不是苦哈哈的一个群体。有喜就要报，不要掖着藏着。”

只是这些年以后，她所理解的“希望”，已经和最初不太一样。

“直到开始看到真正的他，尊重他的发展，我才开始放过自己。因为自己也并不一定那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