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文：只有真的为一个角色燃烧的时候，我才是演员

张颂文又火了，

高启强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技惊四座，

2020年《隐秘的角落》中的朱永强

让很多人看到了他的光芒。

三年过去，他还保持着旧习惯，

还是爱种花；

在剧组不住酒店，

尽量租个附近的房子过生活；

他还在软件上唱歌，

过得像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人。

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他观察的对象，

对一切充满爱和好奇，

丰富人生亦能丰富角色，

张颂文也在这样的过程中，

自得其乐。

种花，唱歌

我爱种花，北京家里种了几百盆花。其实我从小学开始就爱种花，一个小男孩的爱好是这个，我爸觉得匪夷所思，他阻止过很多次，觉得我很娘。后来我也追溯，一个男人怎么会无缘无故爱种花呢？我父亲是军人，常年在部队，一年回家一两次，妈妈是中医，常年在医院里工作，没时间看管我。小镇上有一家电影院，守门的老大爷姓卢，非亲非故，据说我妈当医生救过他，就把我交给他。我五六岁的时候，卢伯伯每天带我去电影院，上午八九点上班，放两部电影，我坐在里面看，中午我跟着他吃饭，下午又看电影到晚上七八点，回家。卢伯伯是我童年时期最亲近的一个长者，他就特别爱种花，用泡沫箱或者废弃的脸盆，随便装点土就能种各种各样的花，我常跟他到山上去挖杜鹃花来种。

我高中就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套“房子”。当时家里不够地方住，我爸问他们单位申请了一个小房间，平房那种，广东管这叫“柴房”，就是杂物间。我爸说，你这么想独立，敢不敢去那里住？我说敢，那间屋子就属于我了。拥有了一个自己的空间，你就会在那里摆放你最喜欢的东西，那时候我就发现我最喜欢的还是种花。十二平米左右的小房间，我种了十几二十盆花。

有一次，我们班有个同学逃课，被他爸逮住了。那小子撒谎说“我去找张颂文玩了”，他爸就叫他带着来我那间小屋。我一开门那个家长就说要揍我，说我带坏了他的儿子。但那个父亲一进屋，看到墙上贴了一张字，写着“俯首甘做孺子牛”，问：这你写的？我说“啊”。他又看我在屋里种的花，问：这是你种的？我说“啊”。他爸突然说：我不相信你这样的人会带坏我儿子，肯定是你小子有问题。然后回手抽了他儿子几个大嘴巴，说：如果你以后想偷摸出去玩，还不如来找张颂文。

在北京电影学院，广东学生张颂文唱歌跑调是出了名的。《大约在冬季》的跑调版现在很有名，郭德纲说相声的时候也唱过这个版本，我在2000年电影学院的一次考试中就是这么唱的，但我唱得很认真，唱完老师问“你唱的是哪首歌？”后来上声乐课，我被老师赶出去好几次，一组另外五个同学都被我带跑调了，老师说，你别上课了，期末考试你自己找一首歌完整地唱出来就给你及格。

我和我妈曾经都认为，我长大会是一名优秀的歌唱家。我小时候有非常漂亮的童声，当年市里的小百灵鸟合唱团每所学校选一男一女，我代表母校第十中学入选。

初三那年，我被合唱团“开除”了。那是一个礼拜六的早上，我迟到了，老师有点儿生我气，然后我一开嗓子，老师就说：张颂文，你从今天起可以离开合唱团了。我以为老师惩罚我迟到，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是因为我变声了，我再也不是童声了。

人啊，最好不要轻易地在少年时期种下一些决心。被开除的那天早上，我从少年宫走出来，路边有油炸的零食，以前我为了保护嗓子从不吃的，那天我花了五毛钱，买了十串，一路吃一路哭，回到家还没吃完。我妈说：你疯了，你不要嗓子了？我就说了一句：我再也不唱歌了。你知道多诡异吗？从那句话之后，我再唱任何歌都跑调。我做导游的时候，客人说“导游唱首歌”，我坚决不唱。当演员以后，只要有唱歌的戏，我就问导演“能不能改下剧本”。

这次疫情期间，我开嗓了。这次疫情大家都居家隔离，我常常在群里和你们叫粉丝但我称之为朋友们的人聊天。我鼓励他们“在疫情期间做一件平时想做又不敢尝试的事情”，他们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首歌？”我说不行。人家说，你让我们去做不敢尝试的事情，那你怎么不敢唱首歌？那我就试试对抗一次我觉得真的不行的事吧。我练了很多天，下载了一个K歌软件，唱了一首，哇，很高分，A。后来他们告诉我，A是差的，最好的是3个S。但他们说，你唱得真的很好，没有跑调。

得到了鼓励，我一两个月唱了六十多首，巴不得一首歌听两遍就立马唱。我很有欲望去唱歌了。我这个45岁的人居然给一群小朋友唱歌，但我很开心，他们听得也很开心。有时候我唱完一听，跑调了，破音了，但没关系啊，我又不是职业歌手，怕什么呢，关键是我做了一件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我敢啊。

钱，作品

我太羡慕那些第一部戏就成为经典的演员了。夏雨的第一部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威尼斯最年轻的影帝，哇，太成功了。他在一开始就完成了一个使命，那就是“我的一生中有一部代表作品”。对那些第一部就是经典的演员来说，高起点肯定也是一种压力，但总比演了一辈子、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都没有经典作品的好。

说到接戏的标准，我巴不得我的戏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第一，非凡的故事，第二，和一群非常值得尊敬的专业人士合作，第三，这个角色是我梦寐以求的，第四，给我的钱还特别多。好，我说完这四点，你就知道太可笑了，如果世界对你这么完美的话，那对别人也太不公平了吧。于是就意味着，现实很可能会告诉你，只能四选一。

如果有一天，团队告诉你：颂文，这部戏，剧本非常糟糕，这帮团队和演员也不是太专业，这个角色其实是你最讨厌的那种，我忍不住问他们，那还有什么演的意义呢？他们说，他们愿意给你很多钱。这相当于上天要你张颂文错一次，用这“很多钱”来买你一错。那我拍不拍？拍，一定拍，因为错这一次，能换来我之后的自由，让我有底气和权利之后选择不去错。

钱可以帮我买到自由。很多年前，有个戏给了我挺多钱，因为我朋友参与了投资。他们很保护我的尊严，所有人的口径都是“这个角色非张颂文莫属”，弄得我很开心，看完发现就是个垃圾剧本、垃圾角色。合同拿来了，我一看，30万，足够我交几年的房租。你们别嫌少，30万对当年的我来说已经很高了。于是我接了那部戏，之后的两年我就很自由，很多戏我有资本说不拍，因为你的戏不行，四点都满足不了我。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这种演员很可怜。有什么可怜的？一个人能挣钱养活自己，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真的太牛了。最悲哀的是什么？我一个中学同学告诉我，他们熬到四十多岁，全年收入三万多，还做着自己完全不喜欢的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有一个初中同学居然说按照工龄两年后可以退休了，我说你退休以后干什么，她说想去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说难道你一直不喜欢这工作吗，她说颂文，你问问全班有谁敢说做的工作是自己喜欢的呀？我说，我敢

我们班长在仪表厂工作，大部分时间就在办公室待着。我问他喜欢这工作吗，他说，谈不上喜欢，就是一份工作嘛，用这份薪水养全家，一个月三千多。我说够不够花，他说，颂文，钱哪，永远没有赚够的。我觉得这句话很经典。我很难想象，他要养四个老人、一个孩子，他太太又不上班，三千多怎么够用。

我有个“十分之一花钱定律”，在最紧巴的时候把钱分成十份来花。把全年的收入10%用来住房，10%买日常生活用品，10%交通费、10%电话费，10%看病，10%交保险，10%吃饭和买衣服，10%赡养老人，10%用来学习，最后10%是流动金。

有一年我去找一个初中同学，他让我中午在他家吃饭，他让他老婆买菜去，当时他老婆的脸色不太好看。我马上想到，一个月三千多块，按十分之一算，那就是每个月吃饭不能超过三百块，每天不能超过十块钱。今天我来了，买一百块钱菜，他们全家会陷入窘迫。好在广东有包红包的习惯，走的时候，我包了五百块钱给他的孩子。他后来每次见面都说“来我家吃饭”，我不敢去了，因为包那五百也要我的命的。

我从未听过一个人说“我花钱从不需要思考”的。中国这样财务自由的人也就亿万分之一吧。现在有个说法“车厘子自由”，就是买车厘子不用看价钱，我要看。但我这三四年好了很多，起码不再担心房东的电话来了。以前房东电话来，我腿都软，真的，我怕要涨房租啊，或者说下个月房租要交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做我喜欢的事情，我没有被这些逼得离开这个行业，多好啊，我很幸运。

最穷的十年里，没什么人找我拍戏，我每天都在想，我会不会被这个行业抛弃？我的表演能力和触觉会不会丢了呢？我很害怕。好在我经常在家做“圈内免费公开表演课”。我住在郊外，一个农村的平房，我花了很长时间，没花什么钱把它收拾得很好，种满了花花草草，满园春色，特别像民宿。很多演员喜欢来我家做客，我们常一起做表演练习，当游戏玩呗。没戏拍，过过瘾也好，起码让我觉得自己还在这个行业里，看别人的表演问题多了，就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有这样的问题。

20%，80%

我不想被行业忘记，于是被迫当了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各大经纪公司、导演会看他们的演员上课，就会看到我示范表演，也许就会发现我会演戏。我因此获得了很多的表演机会。我没有别的办法，不然他们不会给我试戏的机会，他们不想见我，他们觉得我不是他们要的那款。但是上课这个方法奏效，所有的老板都会看我演，而且还给我钱。

有人立志做优秀的表演教育者，但我立志绝不做这个事业。《演技派》之后，很多机构找我成立张颂文表演工作室，说一定会有很多人冲着我来报名。我说对不起，这二十年，我一直不愿意做表演指导，因为我怕我做得太好了，就再也没机会演戏了。如果我教表演教得很好，我的悲剧就要来了，以后大家只会找我做表演指导，再也不会找我当演员了。你办篮球比赛，会想请乔丹来打球，但绝不会想请乔丹的教练来打球吧，他的教练会来，在旁边看。

我25岁那年，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进修班上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决定不读了。我觉得自己一点尊严都没有，毫无快感。那三个月我特别痛苦，每天在舞台上演，解放天性，演动物，拜托，我是来学电影的，这些跟电影无关吧。我普通话又糟糕，一张嘴别人就笑，老师说“你尽量别说话，先把普通话练好，再演那些可以说话的戏”，我就每天演哑剧。

那天晚上我要走了，在宿舍收拾东西，班主任钟萍老师让助理教师郭浩伦来找我，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和张华老师、李克己老师还有钟萍老师私下聊起你是怎么说的？我说，说我特别不是这块料呗。他说，不是，我们说你是一个天生就不怯场的人，而且你的表演思维非常好，你的表演是有根据的，你只演你生活中看过的人和事情，我们都很喜欢你的表演，你留下继续学吧。没过几天，师兄富大龙回学校看老师，他是我们很尊敬的演员，坐在旁边看我们上课，中午休息的时候，大龙过来问我，你叫什么呀？我说，我叫张颂文，大龙说，你将来会成为一个特别好的演员。

后来有一年，我去深圳当评委，酬劳三千块。那是一个人家根本不在乎的区里的活动，我和常征那个认真啊，做笔记，讨论，争得面红耳赤。有天黄昏，吃完晚饭，其他人都不在，就我们两个走回酒店，我说：“常征，《马文的战争》之后你拍过什么？”“没有。”“那不是好几年没拍过戏了？”“嗯。”“没事，你还年轻。”“我比你还大好吗？”“你也是个衰货。那你还当导演吗？”“肯定当，不会改的嘛。”

接着，常征说：“颂文，你听我一句话啊，谁劝你离开这个行业，你都不要离开。”我说“为什么啊？”“我跟你相处这十天，你说出来的表演理论和表演美学太高了，你给学生示范的时候，演得太好了。你太牛了颂文，必定有一天，所有人都会认可你的表演。”我俩刚认识十天，他这么说，让我觉得好像是真的，我就说：“那我希望你成功，到时候用我啊。”

很打击人的是，一方面这些人说你很好，一方面没有人找我演戏。后来，常征为我找了一个剧本，编剧也是个衰货，我们三个说，这次一定要找到投资，把片子拍出来。我也参与了剧本，也参与了找钱，但后来莫名其妙换了一家公司投资，人家有自己的演员嘛，再加上我的名气也承载不了票房，就从男一变成反一，又变成反二，最后他们说“颂文老师，希望你来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个角色三场戏，我没去演。为此，常征一直特别难过。

2019年4月4号是我人生的一道分水岭。《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首映，晚上我们几个主演要走7个电影厅，变化从第一个电影厅就开始了，主持人介绍我的时候说他特别喜欢我，说我演的唐奕杰让他非常震惊，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因为他声音特别激动。后来是记者提问环节，居然很多记者会主动问我问题。我很吃惊，以前这种发布会、路演我都不拿麦克风的，因为不会有人问到你。那晚每个厅都有记者问我问题，最后到了一千人的业内场，什么明星都有，第二个发言的是姚晨，她夸了一通电影好，最后说，颂文，你演得太好了。我特别感动，我在学校里跟她很好，刚毕业那两年她曾经帮过我，后来就没有太多往来了，身份不匹配嘛，我何必去打扰别人。接下来史航说，台上那个叫张颂文的人，我第一次知道你，我一边看电影一边搜你是谁，你吓着我了。我当时站在台上特别想哭，死忍。

那天晚上，我从11点接电话到凌晨6点。一些经纪公司的老板问“你签公司了没有”，那些我很尊敬的导演们、编剧们、演员同行表达了对我这次表演的喜欢，还有一个以前合作过的导演说：颂文，我突然懂了那年你在拍摄现场说的一句话了，但是那会儿我没做到，我很抱歉。我说哪句啊。他说你在现场经常说，你们能不能别管我，让我自己来管自己，我对角色理解得更深。

很多导演喜欢教演员表演，娄烨不这么干。很多导演只给我20%的空间，80%都在教我表演，他们都很相信自己对表演的理解。

职业，生活

我发现，很多职业是挂相的。去年在广东拍戏的时候，我特别爱跟一个警察朋友出去玩。最开始是我的一个发小从老家韶关开车过来找我吃饭，叫了他在佛山的一个警察朋友一起，我和这个警察很聊得来，成了朋友，后来他又带我认识了很多其他的朋友。我和这位警察走到当地任何地区的派出所，他也不认识那个派出所的人，但他一进去就跟我们老百姓不一样，他会敲着前台的桌子问：你们今天谁当值啊？那个派出所的警察就问他：你是哪个所的啊？

保安和门卫的眼睛也很厉害的。我们去拍戏的时候，坐车进影视城，保安会拦下车问是哪个剧组的，是制片还是导演。有时候窗户一摇下来，基本上他们看一眼，不用问，就知道是演员还是幕后工作人员，不管这个演员有没有名。我以前当导游的时候，有导游证。有时候我把客人送进景区，又出来买点东西，再进去的时候，没有客人在身边，也忘了带导游证，就说不明白了。但是每一次门卫看一眼就知道，这是导游，什么都不问就让我进去了。

跟各行各业的人在一起很有趣，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在我看来都是创作的素材。我有一次去花鸟市场买花，看到一个花农只卖三角梅，各种颜色的三角梅。我说，老板，三角梅好不好养？怎么不好养，冬天只要屋里不低于零下5℃就死不了，我以前卖什么都很容易死，三角梅最好养，我就专门卖这个。我就好奇了，那你以前卖什么？卖多肉植物，一两万盆，一千多平米的大棚，没有暖气，冬天要烧煤供暖，后来提倡环保了，不让烧煤，用电供暖我们供不起啊，一晚电费多少钱。

那怎么办呢？我问他。也不是没办法，每天晚上给大棚盖被子，白天还要掀开被子，让多肉植物晒太阳。有一次我站在大棚顶上盖被子，一脚没踩好，摔下来了。跟他聊这些的时候，你就了解了一个行业的生存，尤其是他们的困境，你能想象到那些画面：下雪的时候，他爬高爬低去保护的东西也不是多昂贵，但是他会每一天这样劳动。如果有一天他生病了，没去盖被子，只要一晚上，那些多肉植物可能就会冻伤，变成半透明，必须赶紧剪掉，否则会传染的，一片叶子烂，很快一大片都烂，一盆生了虫，必须马上搬出去烧了。

我后来老去买他卖的花，有一天他对我说：兄弟，抱歉啊，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困难的时候，你有你的困难，但我真是借不出钱来。我蒙了，我什么时候问你借钱了？他问我说那天不是你打电话问我借钱吗？后来才知道，其实是有个人打电话来跟他借钱，还让他猜是谁，他就问是不是老来买花的那个人啊，电话里的人说对啊，他就以为是我。这下他才知道，自己应该是接到诈骗电话了。幸好他没借，如果他真的借了，我真的这辈子都过意不去。但这件事说明他把我当朋友，我真的很开心。

说起来，我的工作和兴趣是结合的，人生很幸福。每天都觉得很多事情想要去做，我只苦于时间不够。他们说，你以前没戏拍的时候是怎么一天天的煎熬过来的？我说我其实没觉得煎熬啊，我只是到了要交房租的时候比较痛苦，除此之外我每天都不痛苦。我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写张纸放到床头，列好明天我要做的事，30件起。我写的事情非常细碎，像个小女生一样，我有时候不太愿意说出来，比如：窗户的凹槽有积尘，推拉起来滋滋响，明天要清理干净，上润滑油。

有天，我翻一个本子，看到以前写的：隔壁老刘哥的核桃树上挂了个塑料袋，明天一定要钩下来。不钩下来我难受，每次进出无意中往那一瞥就看到，很渴望风吹掉它，结果一天都没吹掉，还钩死了。隔壁大哥说，弄它干吗，过两天自然就没了。再忍受两天，我太难受了。明天必须干掉它！第二天，这个事情就变成大事了。怎么办呢，第一，走出去一度量，七八米高，没有七八米的钩子啊，我就去周围的地里捡竹子，农民留在那儿用来种豆的，一根3米长，我捡了3根缠在一起，走到核桃树下，对准塑料袋一拉，啪的一声，塑料袋没钩下来，竹子断了，因为竹子已经干了，很脆。

这怎么办？我去问人“有没有不脆的竹子”，“有啊，你去10公里外的集市，有人卖种植大棚的东西，那里有今年新长出来的竹子，还是绿的，有韧性。”好，我就去集市买竹子，买完发现，上不了车，因为竹子太长了，8米，没有车能装下。于是下一个事情就变成“找车把竹子拉回去”。我看到有一些来赶集的农民骑着电动三轮车，我就跟他们商量，他们回去的时候，我坐在他们的三轮车上，手持着竹子，蹭人家的三轮车。每走两三公里，农民到家了，我就下车，再在路边等别的三轮车。那一天，我早上出门，晚上才回来，还没把那个塑料袋弄下来。麻烦的是，这一天的30件事情我都没有做，明天就会有60件事在等着我去做。

角色，表演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上映以后的三四个月，大约有100多部戏找我，包括电影、电视剧和网剧。如果只有两部戏，不选A就选B，100多部，你就不知道应该怎么选了，很怕出错。我要做饭了，打开冰箱，里面就三种菜，我还用思考吃什么吗，全做了也就三道。但如果冰箱里放了40样东西，你就会烦恼了。所以说，简简单单的人其实很少有选择痛苦，选择太多就有选择的痛苦。

那几个月，我推掉了95%的采访和活动，就在家里待着，跟之前一样地生活。郝蕾来看我，说：“我就猜你会这样，《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上映以后，如果你马上去要那些东西，你担心丢了自己，是不是？”“对。”“所以你就什么都不要？”“对。”“好啊，这挺好，颂文。”然后我们继续聊表演。

除了疫情期间，我出门从不戴口罩，没一个人认出来我过，除了业内的人。我和周一围出去吃饭，马上有人发现周一围，但没人认出我。去年我参加活动走红毯，两边全是各个明星的粉丝，我走过去的时候，每个人喊的都是“这是谁啊”。要我说，大家最好就别认识我了。认识我的话，我演下个角色，你们还说“这是唐奕杰（《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张颂文饰演的角色）”。你很难忘记一个角色，就会很难相信我的下个角色，所以还是用角色和你们交流吧。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这是我在《革命者》中饰演的李大钊的一句台词。我第一次读这句话的时候有些费解，用今天的思维来看，一个人为了追求高尚的生活，至于“牺牲”这么严重吗？拍摄“三一八”惨案那天，李大钊带领着北大学生在街上参加北京群众要求拒绝八国通牒的游行抗议，几百名军警拦住李大钊和学生们的去路，朝天鸣枪警告，所有人都停住了脚步，包括我在内。当时，我心里闪过了一个念头：难道因为有人阻拦，我们就要放弃发出抗议列强侵略的声音了吗？于是，我下意识地往前走了一步，站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大钊先生说“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这句话的含义。

很多时候，我在表演中说的台词和剧本不是一模一样的。电影《1921》的一场戏，有人问何叔衡（电影中张颂文饰演的角色）：“何老先生，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在那一刻，我忘了我是在演戏，我突然想，回到1921年，47岁的何先生，他为什么会参加革命？我就由着我的感觉说了，说的跟剧本写的有点儿出入，但是我相信，那就是他想说的话。

读完《1921》的剧本，我通过网络和书籍查找关于何叔衡的资料，不多。我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我要出演一个真有其人的历史人物，但是历史资料非常有限，我不知道他的儿童时期是怎么度过的，他的少年时期是怎么度过的，他的中年时期怎么度过的，还有，他牺牲前发生过什么？我就向电影《1921》的导演黄建新老师提出：咱们必须见面好好聊聊，否则我恐怕演不了。

我们原本约的是在路边一家咖啡厅聊上一个小时，结果因为我有很多疑问，一聊聊了八个小时。聊到晚上11点多，咖啡厅要关门了，他说，是不是要到家里继续聊，我不好意思再占用他的时间了。我想建新老师对何叔衡的了解一定比我多，结果发现，我们两个知道的都太有限了。所以我们更多地是在探讨，在已知的基础上，我们怎么去丰富这个角色，怎么去赋予这个角色一些合理的、可呈现的想象的部分。

1921年，何叔衡和毛润之一起来到上海。但他们不是1921年认识的，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就相遇了，当时何叔衡将近40岁，毛润之20多岁，两人成为至交，也可以说是“忘年交”，而且，他还愿意跟随润之先生去闹革命。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一定是何叔衡能够接受年轻人的思想，甚至他觉得“年轻太好玩了”，“年轻就是力量”。我就在想，何叔衡跟毛润之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在很多方面毛润之比他还成熟，何叔衡一定有一些孩子般天真的地方，他应该是有老顽童色彩的一个人。这是我给这个人物定的一个基调。

我说了我的很多想象，何叔衡生在清末，他是清末的最后一批秀才之一，我在这个史实基础上做了一些想象，让我们更加理解何先生为什么会参加革命。建新老师非常喜欢我这一段想象，但他也说，影片中展现何叔衡的部分是有限的，你的这些想象未必能实现。我说，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和导演以及创作部门必须对角色的想象部分达成一致。

我还在演戏，游走在一个又一个角色中，丝毫不敢松懈。我总是怕我停下来，那种创造的欲望就淡了，而只有真的为一个角色燃烧的时候，我才是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