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院中最特别的女孩：她4岁那年，主动抛弃了妈妈｜有爱孤儿院

大家好，我是陈拙。

你能看出这张图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是一个12岁小女孩在课堂上创作的绘画作品。画面里，她正在睡觉，但床边却出现一名身穿绿衣蓝裤的怪异男人。

负责这堂课的老师认为这很不对劲，决定报警。调查结果显示，女孩很可能遭遇了性侵。

很多生活环境遭遇巨大变故的孩子身上，都会出现异常行为。

我的作者纪良安做福利院儿童康复师十多年，接触过上百个小孩。但是在2010年，她遇到一个行为最怪异的女孩。

在女孩眼中，做孤儿最幸福，父母双全反倒很可怜；

面对领养人临时变卦，女孩还会对被放弃的孩子说，这没准儿是好事，因为不用害怕被大人“杀死”了。

纪良安不知道女孩身上发生了什么，只确定一件事——

她必须找一个能接纳这女孩的家。

我在儿童福利院做康复师，从2008年到现在，接触过两百多个孩子，有个叫晓荷的女孩，是整个福利院，最难被收养的孩子之一，因为她让所有成年人害怕。

从院长到老师，再到保育员阿姨，所有人见到她，都恨不得躲着走，生怕多说一句，或者和她有肢体接触，院长甚至派出好几位志愿者，全天候暗中监视这个四岁女孩。

晓荷吃过什么，碰过什么，和谁说过话，都要一字不落地记在本子上。要是有领导或者重要宾客来访，院方就派老师把她送出去，坚决不让她和领导、宾客碰面。

谁要是和她讲道理，她就说：“那你把我丢出去。”

晓荷患有室间隔缺损，是一种先天性心脏病。

七岁那年，福利院将她送进医院，安排修复手术。手术要在气管的位置插管，全身麻醉，切开胸口，建立体外循环后，再将缺损的部分一针针缝合。这不是极难的手术，但是对一个七岁孩子，挺难熬。

做完手术，晓荷开胸处的伤口迟迟不好，伤口流出脓液，不断渗出来。她高烧不退，福利院只能将她送回医院。陪她住院的阿姨心里没底，让我陪着一起去，于是那阵子，我几乎天天往医院跑。

有一天我去医院的时候，护士正在给晓荷清理伤口。可能太疼了，我在走廊里都能听见这个七岁女孩的哀嚎。

看见我进来，她哭得更凶了，我就给了她一个玩具鸭，一捏就嘎嘎叫，我跟她说，疼就捏鸭子，但是她没有停止哭泣，仍然很抗拒换药。

护士说，要不你抱着她，身体稍微倾斜会好一点。言外之意是，摁着，让她别动。

我小心翼翼地抱起她，坐在我腿上。晓荷仍然哭，但是不再躲闪抗拒。

换药任务完成，晓荷趴在我肩膀上，淅淅沥沥地哭着。我听她没声音，好像睡着了，就把她放回床上。整个病房都松了一口气，可是我心里却没有平静下来。

搁过去，拥抱晓荷这件事，简直不可能发生。

这个孩子，自从四岁那年到福利院，坚决抵制任何人靠近她，像一只浑身长满刺的刺猬，触碰她，就要冒着扎伤的风险。

记得刚来第二天，有位志愿者问，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关你什么事。吃饭时，阿姨喊她半天，她也不搭理，阿姨拉她的手，她甩脱阿姨，“别碰我。”

最开始，大家都觉得晓荷是刚来，有情绪，可是过了半年，她还是没有任何转变。有人和她讲道理：“你不要再这样，这样没有人会喜欢你。”

晓荷呛道：“不喜欢就不喜欢，谁稀罕你们喜欢！”

眼看谁也搞不定晓荷，院长出马了，找到她问：“你不喜欢这里吗？”

见晓荷沉默不语，院长继续说：“你要对阿姨有礼貌。”

晓荷哼地一声，来了句：“那你把我丢出去。”

这是我第一次在福利院里听见这话，瞬间手足无措，脑子都空白了。丢出去、不要你、遗弃你，这些话在福利院是禁忌词，就像我们在家人面前很难讨论性，讨论死亡，很敏感。

因为这里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被遗弃的，当他们的面，成年人绝对禁止说这种话，而孩子更不会主动说。

当时还有别的孩子在场，要是让别的孩子听见，过来问，我是不是被丢掉的？我该怎样回答呢？面对过上百个孩子，当年的我依然不清楚，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

即使是院长，也被这话噎得没了脾气，直接叫来心理医生，带晓荷去做脑电图，评估高级脑认知功能，还要每周一次的心理咨询。

院长怀疑，四岁的晓荷患了躁狂症，特意安排志愿者，每天在不同时段监视她。这些志愿者拿着本子，也不和她说话，站在远处盯着晓荷，将她的一举一动记录下来。

有个志愿者的笔记本外面套了三毛《撒哈拉沙漠》的封皮。有一回，志愿者上厕所，本子放在厕所外面的水池台上。

我认出封皮，就偷偷翻开看，里面记录着晓荷什么时候打喷嚏、啃指甲——心理医生认为啃指甲是焦虑的表现，以及一个人独处多久，时间精确到分钟。

这些笔记，在每周特定的时间呈到心理医生桌上。心理医生读完，老师就去抓晓荷，像抓泥鳅一样，她跑，老师追，直到堵在角落，把她塞进心理治疗室。

晓荷也不挣扎，跑不过就沉默。

从咨询室出来，晓荷都一个人在角落里待着，不停地啃指甲。

见到这幅画面，有的阿姨都不忍心，和我闲聊说：“没必要吧，她才四岁啊，这么点的小孩经历过遗弃，有脾气也是正常的吧，把她搞得像精神病人，没病也搞出病。”

阿姨的话说到我心里去了。这一回，我觉得福利院做得不妥。

每个来到福利院的孩子都有档案，记录他们的健康状况、生活习惯和禁忌，还有一栏是怎样被遗弃，怎样被发现的。晓荷那栏只有一句：四岁生日当天被遗弃在教堂。

派出所有更多资料，但是院方没有派人调查。也就是说，整个福利院，谁也不知道她是怎样被遗弃的，经历过怎样残破的童年。院方不肯挖掘她的过去，只是想要矫正她的行为。

晓荷的行为，我更倾向是她经历过伤痛，保护自己的方法。想要让现在的她变得温顺，不扎人，首先理应了解她的过去，再慢慢来，而不是把她身上的刺，通通拔掉。

所以当院里找来心理医生，召集大家开会时，我提出意见说：“没有必要总是盯着一个人身上的问题，她四岁被遗弃，有创伤也正常，就像亲人去世我们也难过，会哭，虽然是负面情绪，但那是正常的情绪，不是病。”

如果我能拍板，我一定派出福利院最温柔、最善良的阿姨，让她把晓荷带回家，以寄养家庭的方式和晓荷相处。寄养不是真的收养，孩子户口，责任方仍然在福利院，每天仍然到院里上课，参加活动。

但是这样做，能够培养阿姨和晓荷的感情。我再检查阿姨和晓荷的相处状态，不让阿姨问那些敏感的身世问题，半年甚至一年后，两人建立足够深厚的情感链接，再循循善诱，让晓荷倾诉沉重的过往。

可是当时的我，只是在福利院兼职的社工，没有权力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

听到我的意见，领导只是点点头说：“这个再说吧。”

就这样，晓荷后续的治疗和检查，我都像是“麻烦”被隔绝开了。

每回心理咨询结束，我都偷偷地去找晓荷，想看看，刺猬女孩是否如院方想象那样，能够被矫正，被驯服。

结果，晓荷每回都躲在角落啃指甲，下一次更拼命地逃跑，被老师更用力地抓走，关进治疗室中。她更焦虑、更抗拒，身上的刺更坚实了。

我本身就对院方的做法不满，有一回被她发现，悄悄给她出主意说：“你下次进去，趁医生不注意你就装睡，她说什么你就说，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把她逼疯！”

晓荷捂着嘴，咯咯咯地笑了半天，满意地点点头。

自那以后，心理医生都是气冲冲走出咨询室，晓荷跟在后面贱兮兮地说：“您要走了呀？注意安全，下次再来呦！”

心理医生瞪她，“你不要再和我讲话了。”

两个月过去，矫正行动终止，心理医生被活活气走。院长不得已放弃“治疗”晓荷，凡是领导来视察，就把她支出去，让阿姨带她到附近的超市门口坐游戏车，吃冰激凌。

晓荷成为福利院里的小霸王。往后再有人纠正她的行为，她也不跟多废话，直接来一句经典口头禅：“那你把我丢出去。”

当所有人都躲着她，厌弃她，我却无意中发现这个女孩“正确的打开方式”。

晓荷对待我，和对待其他成年人没有什么特别，面对她，我也感到害怕，紧张。

有一阵子，我每天都要穿一身赛车服那样的衣服。一个是让她觉得我很凶，不好惹，另一个就是这衣服硬，裹得严实，她打我，朝我丢玩具也不要太疼。每天上班前，我还要给自己打气：

别害怕！别紧张！别主动和她说话，我怎么对别人，就怎么对她。

有一次，有个外国志愿者做了很多漂亮的饼干，放在精美的纸袋子里，一人一份，饼干有不同造型，有星星月亮的，有字母，有动物图案，志愿者一人分一包，我分到一个可爱小熊造型饼干，很喜欢。

晓荷坐在离我不远处，瞅着我，悄悄朝我这边挪了挪，和我说：“喂！我和你换。”

我学着她平时怼人的模样，哼地一声，再附上一个白眼，没说话。

晓荷愣住了，她挪了挪，坐在我的对面，语气缓和一些，说：

“你和我换吧，我这个也很好看的。”

我摇摇脑袋，说：“不！我就喜欢这只小熊。”

她气愤地说：“你是大人！哪有大人和小孩抢东西的！大人就应该让着小孩的。”

我把饼干装进口袋里，一副保护好，不能被抢走的模样，一本正经地说：

“大人凭什么要让着小孩。你一个小孩每天啥也不干，吃了玩，玩了睡，我们大人每天干那么多活，那当然是大人拿好的！啥活也不干，还想拿好的，没门！”

晓荷噘着嘴，吐了几口气。她叉着腰，模样就像是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不说什么，又气不过，只能把屁股下的坐垫狠狠摔到地上，气呼呼走掉。

我也没去追她，小心翼翼地拿出我的饼干，拍了个照，乐滋滋地打开吃起来。

回想起来，这样做其实是没有把晓荷当作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在我看来，成人世界设置了一个“正常”的标准。我不喜欢这种标准，人是生命，不是一个个要解决的问题，就像多肉有多肉的养育方式，百合有百合的规则，晓荷就是她独有的样子。

说得简单点，我不想矫正晓荷的行为，也不给她说“丢掉我”的机会。

自那以后，我一直坚持这样做，晓荷渐渐地不再与我针锋相对了。我让她上课，她就去，不再哼一声表示敌意，也不再拿玩具砸我。

尽管她还是不会主动靠近我，也不喊称呼，直接说“喂”，可是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蒙对考题的孩子，无意间解开一道谜题，让晓荷的刺，往回缩了那么一点。

往后三年多，晓荷竟然和以往有了很大改变。有时候，她跟在我身后，但是不像其他黏着我的孩子那样，非要拉着衣服，贴着我。

她要跟我保持距离，也不拉着我，我一回头，她就假装干别的。

看见我帮孩子换尿不湿，她主动帮我摁着小孩，让他不要乱动，自己倒水的时候，顺便给我倒一杯，还在两个小孩同时嚷嚷要我抱时，把其中一个搞走，找个玩具塞给他。

可是她仍然会怼别人，任何企图矫正她、驯化她的人，都要遭到她的无情攻击。

直到晓荷八岁那年，在一个孩子的灵堂，我终于明白她身世的秘密。

福利院里有一个孩子胆道闭锁，需要换肝才能治好，可是没有等到肝源，去世了。当时这样的孩子有三四个，没有肝源，他们只能活到三四岁。

福利院有里外两栋楼，一旦有孩子去世，灵堂安排在外楼的活动室，同时把孩子们聚到里面和后院，不让他们看到。只会让一些年纪较大、心智相对成熟的孩子过来帮忙。

火化前一天，我们在叠金元宝，晓荷不知什么时候，跟在我后面，跑到灵堂里。谁也不敢要她帮忙，都害怕被她怼回来，没想到晓荷突然说：

“你们这些笨蛋，还这么多，没有我怎么行呢，我就勉为其难，帮帮你们吧。”

听到这话，我们都想笑，但是又不敢笑。

金元宝叠到最后一点，我让阿姨带其他孩子们去吃饭，自己留下最后收尾。其他孩子都主动去吃饭，阿姨喊晓荷，喊了两回，晓荷不动弹，也不理人家，半天才说：“我不饿。”

阿姨无可奈何，只能自己走掉了。灵堂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晓荷突然问：

“你为什么不像他们一样要求我？你从来没有要我做一个懂事的人。”

我想了想，说：“你没有经历过我的痛苦，没有资格劝我坚强。”

说完这话，我盯着晓荷，想看看她的反应。

晓荷没有说话，继续叠着金元宝，哭了。我没有追问，灵堂里静悄悄的，我们各自叠着金元宝。

大概几分钟后，晓荷手里叠着，轻轻地说：

“她扔了我三次，我都找回家，最后一次是我不想回去。她既然不想要我，那我就走吧。”

她没有说“妈妈”两个字，我确认了一下，“是你妈妈么？”

她点点头，不愿意说出那两个字，接着面不改色，依然叠着金元宝。

我的心脏，却好像抽搐了一下。

那时我已经在福利院工作挺久了，隔三差五就有孩子来，基本上都是遭到遗弃的，我觉得已经挺了解他们的，没想到晓荷的身世是这样。

遭受遗弃的孩子，多是一出生就被扔掉，两岁以上的都很少了。因为孩子越大，就越有感情，遗弃也就越难完成。

我想不通她妈妈为什么这样做，如果对孩子没有爱，为什么不一出生就扔掉，非得等到四岁，孩子和妈妈有了感情？

也不太可能因为穷困。室间隔缺损手术，并不是特别费钱、特别难治，能走医保，一次手术也就能解决。多年以后我下乡调研，还特意问过县城医生，2010年左右，你们能治这个病吗？回答是能治，不难。

那到底为什么，能让一个妈妈，连续四次扔掉自己的孩子呢？

更让我震惊的是，当年四岁的晓荷说：“那我就走吧。”

她能走到哪里去？回想起她的档案写着“四岁生日那天遗弃在教堂”， 教堂可能就是她选择的。也许觉得那里的人不会马上“丢掉她”，总要给她一口饭吧。

我感觉受到巨大的冲击。她把这些说给我，就好像把自己过去的秘密托付给我，而我接过了一个沉重的东西，不能什么都不做，也不能无动于衷。

我走到离她很近的位置，想要抱抱她，说点什么。可是她察觉到我的动作，一躲闪，手里伸出一张叠金元宝的纸，故意岔开：

“这纸太小了，叠不了元宝，叠星星行不行？”

我看过一篇论文，是讲述国外新生儿教育的，呼吁母亲在孩子一岁以前尽可能多抱着。因为此时孩子对世界是陌生的，唯一熟悉的就是母亲，充分拥抱，就会产生安全感，反之如果此时没有得到充分拥抱，可能终其一生安全感匮乏，想要弭平得花数十倍力气。

晓荷不光没有足够拥抱，还被妈妈丢弃过四次。残破的童年，让她内心安全感缺失，成为刺猬女孩，想要变回“普通孩子”那样，几乎不现实。

我只能退回去，点点头，把心里的话咽了回去。

那天夜里，我偷偷哭了半宿。

在福利院工作那么久，我经历过的遗弃事件已经很多了，可是晓荷依然让我揪心。

我没有目睹晓荷妈妈是怎样丢弃她的。可是脑子里，很多画面在反复重映。

她妈妈第一次把她丢出去，她找回去，那她在那个家怎么生活？小心翼翼吗？看着母亲的脸色，胆怯、卑微，不敢有任何出错的地方，甚至饭都不敢多吃一口。

通常丢弃孩子都是放在很远的地方，就是怕孩子找回来。而她妈呢，当晓荷找回来，她妈妈是什么反应，有愧疚吗？可能没有吧？

晓荷回来以后，怎样跟妈妈沟通？你是把我忘了，还是故意丢我的？这些没有质问过妈妈？

也许她根本不敢问，而是求妈妈，不要扔掉她，她会做一个乖小孩。

晓荷的口头禅是“那你把我丢出去吧。”

我想，对她来说最糟糕的不过是，你把我丢出去，还能把我怎样。

以往印象里，她一直是昂首挺胸，锋芒毕露，总是很拽的模样。是不是因为，她在四岁之前一次次找回去，已经把头低到尘埃里，把这辈子的卑微用完了呢？

那天夜里，曾经让我害怕紧张的，刺猬女孩身上的刺，好像荡然无存了。

我们被刺猬扎伤过，但是没有人想过，刺猬浑身长满刺的过程，自身是更疼的。想到这点，即使她在福利院再霸道，我仍然不想去矫正、甚至训斥她，而是疼惜她。

那个夜晚，我感觉肩膀上担负起这个孩子的未来，想要做点什么，改变她的处境。

晓荷继续待在福利院，是没有出路的。

这个孩子不适应福利院，周围都是要矫正她的人，而她对这些人非常抗拒。她的年龄越来越大，周围和她同期的孩子都被收养走了，她却迟迟没有消息。

福利院几乎每天都有想要收养孩子的人来拜访。收养人对哪个孩子有意向，负责收养的老师就要把孩子的情况告诉收养人。

但是这些老师，都不知道晓荷过去，却一味地想要矫正她。在他们嘴里，晓荷能是什么样呢？

怎么可能通过他们，给晓荷找到愿意接纳她的收养人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人用三五年的光景，让她变得柔顺一些，不是强行拔掉她的刺，而是自然而然地，让她感受到温暖与关爱，不必再像以往那样，对周围剑拔弩张。

虽然她的脾气是有理由的，但是以后步入社会怎么办呢？终究还得过日子吧？

这个人，只能是我了。

我打算以寄养家庭的身份带她回去，像两个同居女孩一样生活。

当时我在市区做一份记者的工作，每个月挣4000多点，如果寄养晓荷，就要搬回福利院附近租房子。我那时每天9:00上班，如果由附近出发，需要每天清晨5:30出门，下班回来也要深夜。

村里到最近的公交站得走20分钟，公交车半小时一趟，迟到可不得了。我找到一位开三蹦子的大爷，打算以每月300的价格，每天早上载我去公交车站。

盘算这些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人，也许能帮助我改变晓荷的命运。

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准备教案时，遇到一位咨询收养的外国人。

她叫萨拉，一头金发，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实则已经三十多了。当时萨拉和负责收养的老师说：

“我想收养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女孩，我有两个妹妹，爸妈去世得早，我把她们养大成人的，所以擅长和大一点的小孩相处，不太能跟太小的孩子打交道。”

当时我躲在电脑屏幕后面，听到她们的对话，突然像被点醒了一样。

“妈妈”在她心里就是一个坏蛋，这已经成为她性格的一部分，就像出厂设置。强行干预只能适得其反，这是难以帮她找到一个家的根源。

然而是谁规定，一个家里必须有“妈妈”这个角色呢？

如果收养晓荷的，是一个姐姐呢？

我抱着期待，偷偷观察萨拉。后来两次在福利院见到她，她都是找七八岁，年龄比较大的孩子，陪他们玩游戏、教他们说英语。

等到第三次遇见萨拉，我打算和她聊聊，当时她正要离开，我也差不多要下班，赶紧追上去和她套近乎，“你想收养孩子？”

萨拉说：“我怕疼，嘿嘿，不想生孩子，但是我很喜欢小孩。我先生是中国人，很想有一个中国孩子。”

我说：“那很好啊！我可以和你讲讲福利院的孩子，他们的身世和心理创伤，如何和他们相处。”

其实我只是找个理由，想要游说萨拉收养晓荷。

萨拉很激动，“好啊好啊，那周末我请你吃饭，叫上我先生，你好好给我们讲讲。”

我们在三里屯一家西餐厅见面。

萨拉是加拿大人，她把两个妹妹抚养成人，还收养了一个海啸中成为孤儿的波兰女孩，现在七岁。一大家人每周都要聚会，每年都要拍一套家庭写真集。

她的丈夫是华裔，几代定居加拿大，不会说中文，没有在中国生活过，血脉相连总是心系中国，这才想要收养一个中国孩子。

我觉得自己的直觉没错，萨拉就是能够帮助我，改变晓荷命运的人。

我跟夫妻俩讲了晓荷的身世，包括她被亲生母亲扔掉四次，最后一次放弃回家。萨拉显然牵动了情绪，边听边哭着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怎么能一次次下得了手的？”

萨拉当时就说，下次到福利院，会特别留意这个孩子。

可是，晓荷真的能接受萨拉吗？相处这么多年的老师，都拿她没办法，一个陌生成年人，让晓荷不产生抵触情绪，太难了。

我打算把自己的秘诀告诉萨拉。

和晓荷接触四年多，我已经摸索出一套和她相处的方法。其实早在小熊饼干时期，我就无意中触碰到她的“正确打开方式”，不过那是我瞎蒙的，还搞不懂背后的门道。

真正让我想透背后逻辑的，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有一回，一个家长带着自己的自闭症孩子到福利院参观。家长给孩子们买了零食，多数孩子凑过去，就在她分发给大家的时候，那个自闭症的孩子，竟然和角落里的晓荷玩起彩笔。

自闭症孩子拿彩笔往晓荷的脸上画，把晓荷画成一个小丑，晓荷也给她画，两个小孩看着彼此的鬼脸，嘎嘎笑，特别开心。

我看在眼里，突然意识到，这个自闭症孩子，完全掌握了和刺猬女孩相处的精髓。

不管是福利院里的老师，阿姨，甚至其他孩子，大家要么觉得晓荷有“病”，要么觉得她可怜，都把她当成一个麻烦，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或者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怪小孩。

终归一句话， 所有人都想要改变她。

每当晓荷感受到这一点，就会绷直“身上的刺”，直挺挺地怼回去。

那个自闭症小孩，没有这种特殊对待，啥也不知道，就拿晓荷当成普通的小朋友，也没想过改变她。晓荷倒是和她玩得特别好。

我那回和她“抢饼干”，也是偶然做到这点，拿她当成普通、平等的人看待，晓荷从此就不再怼我了。

所谓的秘诀，就是拿晓荷当成一个普通、正常人看待，别想着规训她，也别给她什么特殊照顾，和这个人正常相处就行了。

但是福利院的老师只想矫正她的行为，把她当作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压根不愿意耐心和她相处。

改变一个孩子很难，改变成年人更难，明白这一点后，我也不愿意去说服他们。

尽管和萨拉接触几次下来，我都觉得她应该可以做到，可我还是作为解释，把我和晓荷相处的经历和她都说了，很希望这对“姐妹”能成功匹配，我还特意和她强调：

“只要晓荷的世界没有妈妈，她可以很快乐的生活，妈妈只是一个称呼而已。成为世界上最相爱的人，这就够了，是不是妈妈，不重要，不用提及这个概念。”

后来，萨拉过来找晓荷玩了几回，两人的合拍程度令我惊讶。

有一回，我看到她们玩棋盘游戏，竟然有说有笑，这幅画面在晓荷身上，简直罕见。每次我不在的时候都问阿姨，最近有没有外国人和晓荷比较亲近，阿姨说是有一个。

我问是加拿大人吗？阿姨说，这我不知道，是个金色头发的女人。

萨拉大概又来过四、五次，就向福利院提出申请，正式收养晓荷。在法律文件上，萨拉是晓荷的养母，但是两人互相称呼名字，萨拉也不在意，晓荷是否管她叫“妈妈”。

每个孩子临走，福利院都会汇总一份资料，上面展示孩子的全部信息。我看过那份资料，遗弃那栏依旧写的是，“四岁生日当天被遗弃在教堂”，说明院方依然不知道，晓荷被遗弃过四次，最后一次自己走掉了。

离开中国那天，我对九岁的晓荷说：“你过来，我和你说几句话。”

别的孩子，这时要么想多拍照留念，要么哭着不愿离别，晓荷两种情绪都没有，好像离别也没什么大不了，拍照都不愿意，跟我说：“你就在这里说。”

于是，我又把心里的话咽回去了。

这时我已经认识她五年。晓荷不再是当初的刺猬女孩，见谁扎谁，可是也拒绝与任何人变得亲密，更拒绝所有肢体上的亲昵与接触。

我不清楚，这是否会成为她离开中国以后的问题，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萨拉身上。

果然，晓荷去加拿大以后，麻烦接踵而至。

她陷在自己的空间里了。

晓荷到加拿大两周，萨拉给我打来求助电话。

“如果她在专注做一件事，这时候要吃饭了，不吃的话，对她的身体有什么影响？”

“她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我应不应该干预呢？我管她的时候，界限在哪里？”

我问萨拉，晓荷平时都做什么？萨拉说，她几乎不怎么和我们聊天，就喜欢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玩电脑游戏，屏幕上有绿色的小怪物，吐一些弹丸，打僵尸。

我有点着急，转念一想，就明白了。以前在福利院，所有东西都是大家的，没有自己的房间，还有一堆想要矫正她的人，这下突然变了，晓荷这是放飞自我了。

我故作平和地对萨拉说：“晓荷的身体已经康复了，如果偶尔没有按点吃饭，也没有太大问题，至于管她的界限，你就按照自己最自然的判断，不用顾虑那么多。

“跟她最好的相处一定是自然的，不要隐忍或者迎合，做自己最自然的样子就好了，该发火就发火，对别人什么样子，就对她什么样子，不要把她当作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

过了两个月，我再问萨拉情况如何？她说现在还不错，晓荷很少一个人待着了，跟他们吃完饭，都会在客厅聊天，还学会“讨价还价”。

萨拉家有打扫卫生的阿姨，但是为了让孩子学会做家务，两个孩子轮流洗碗。有一天晓荷和波兰妹妹说：“该你洗碗了，我这周洗五次了，你才洗了三次。我们来定一个值日表，印一个有我们头像的印章，在纸上盖章，谁的章少谁洗碗。”

这种“讨价还价”也许说明晓荷已经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新家吧。

可是没我想得那么容易，晓荷又给我们俩出难题了。

被收养半年左右，我和萨拉视频，问她最近怎么样。

萨拉说：“倒是都还好，也没有什么冲突和矛盾，相处也比较和谐，但好像她没有把这里当作她的家。我们逛商场，她看到一个灯，说这灯很适合你们家，看到一把椅子，说椅子很适合你们家。总是说——你们家。”

我顿时一愣，脑子里也没想到什么好办法。和任何人都不显得亲密，这是晓荷的性格，只能给她更多的时间，冒然地做什么，强行让她融入，恐怕只能适得其反。

没想到一年后，这个难题，竟然被萨拉解决了。

我赶紧追问，想知道她怎么把晓荷嘴里的“你们家”，变成“咱们家”。

萨拉告诉我，有一天接到晓荷老师的电话，得知晓荷在学校里和一个男同学打架。男同学说晓荷不是加拿大人，妈妈不是生她的妈妈。

晓荷虽然嘴上不承认那是“咱们家”，可是已经把萨拉当成最重要的人，这些话对她来说难以接受。

老师打电话的目的，是让萨拉注意关照晓荷的情绪。结果放学回来，晓荷表现得很正常，看不出什么情绪。萨拉知道，晓荷没有向她吐露真心。

她没有找晓荷谈这件事，而是不久后找到老师，希望由她出资，请同学们去一个农场郊游，要求是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宠物。

加拿大家庭多数都有猫或狗，萨拉就组织一场宠物农场游。等到大家都玩累了，萨拉叫同学们围坐着，问他们，你们的狗是哪里来的？

有些同学说是买的，有些说是收养的流浪狗，有些说是外婆去世了留下来的。

萨拉又问，它们都是什么品种？

有同学说，我的是柴犬，有的说我的哈士奇是俄罗斯的，有的说我的边牧是英国的。

萨拉问同学们，你们爱你们的狗狗吗？

同学们说当然啦，它是我的亲人，有的说，它是我最好的朋友。

萨拉看着和晓荷打架的男生说：“所以爱，与是不是本国的，是不是你生的都没有关系。晓荷的确不是我生的，她也不是加拿大出生的，但是这一切并不影响我们彼此相爱，对吗？”

她没有批评男生，也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就带着狗狗们来了一场运动会。

自那以后，那个男生再也没有找过晓荷的麻烦，两人竟然还成为不错的朋友。

从那时起，晓荷嘴里不再有“你们家”，虽然她不喊萨拉叫“妈妈”，但是彼此敞开心扉，什么都能说。不管学校里的事，还是晓荷喜欢的同学，她都和萨拉、两个阿姨（萨拉的妹妹）分享。

我不禁为萨拉的做法叫好。当初真没看错，萨拉果然是能帮助我改变晓荷命运的人。

直到要写下这篇故事，我特意去问萨拉，好奇她究竟有什么“魔法”时，萨拉向我讲述了她的童年经历。

我这才明白，萨拉其实就是晓荷的翻版。

萨拉的父母是户外爱好者，常常背包去行走一些小众的、甚至是极端的旅行线路，在萨拉14岁那年，父母因车祸意外去世。

三姐妹唯一的亲人就是外婆，但是外婆年纪大，无力照顾三个孩子。当时二妹9岁，小妹4岁，萨拉瞬间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父母葬礼后，三姐妹即将被送进圣婴院（儿童福利机构），萨拉把两个妹妹叫到一边说：

“谁要收养我们，或者把我们送到别的地方，我们坚决抵制，我还有几年就成人，可以养活你们了，我们三个坚决不分开。”

就这样，三姐妹决定好了要永远在一起。

小妹从爸爸妈妈去世，直到进圣婴院好几天，还是在哭，萨拉和小妹说：“你不要哭了，我们都要接受现实。”

圣婴院的院长听到，和萨拉说：

“让她好好哭吧，哭好了才能接受现实。想哭到什么时候，就哭到什么时候。”

院长给三姐妹找了一个活动厅，准备好床和生活用品，让阿姨给房间里准备充足的零食、面包、饮料。老师和萨拉说，每顿饭都放在门口，如果想吃就把饭端进去，不想吃，过了点阿姨就收走。

活动厅有很多气球，是不久前的儿童节活动剩下的，院长说，你想扎就随便扎，想出去就出去走走，负责好妹妹们的安全就行，想哭，不想接触其他人，就在里面好好哭。

听到这里，我为院长的做法拍案叫绝。

我们总是劝别人要乐观，想开点，希望内心受伤的人脱离悲伤的氛围，实则是不大允许这些人悲伤。

这样做，赋予了悲伤一种负面标签，没有给负面情绪一个体面的位置。结果是，受伤的人通常把负面情绪隐藏在内心的角落，任凭这些情绪，隐性地侵蚀着他们。

为帮助三姐妹衔接新的生活，圣婴院的老师接她们回家，住了半年。这位老师有个女儿，得知有三个失去爸妈的孩子，要住进自己家时，女儿问她，该怎样对待这三位刚刚失去家人的小姐妹呢？

老师说：“就像对待你的同学一样，该吵架就吵架。特殊照顾，就会让她们觉得自己被悲悯了，等于不断地提醒她们，她们失去了父母。反而会放大她们的悲伤，我们不掩盖，也不放大，正常相处就好。”

后来有一次，老师在卫生间听到萨拉的二妹在哭，老师问她怎么了，她说我想妈妈。老师让二妹去拿妈妈照片，接着带她到一个房间，对二妹说，你对着妈妈的照片和她说话，告诉她你现在的生活。

二妹边哭边说，老师说，你以后想妈妈，就和妈妈说话，带妈妈去你生活的地方。

老师还带三姐妹来到天台，问她们，天上的星星，哪个是妈妈？小妹说，最亮的。

老师说，那你们就对着最亮的那颗和妈妈说话。

萨拉带着妹妹们喊：“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快乐，你们放心吧。”

随着三姐妹渐渐长大，开始帮助老师照顾更小的弟弟妹妹，即便是小妹也很娴熟了，老师夸赞她说：“你很棒啊！你照顾小宝宝很有妈妈的味道。”

小妹骄傲地说：“妈妈就是这样照顾我的，我现在是妈妈，妈妈就会安心了。”

有一天小妹突然说：“妈妈回来了！”

萨拉问：“在哪里？”

小妹说：“我们照顾弟弟妹妹的时候，我们就是妈妈呀，她就在我们的肚子里。”

小妹胖乎乎，肚子圆滚滚的，二妹调侃她说：“你这个是大肥肉。”

小妹说：“妈妈以前总是怕胖，不敢吃大肥肉，现在她可以吃大肥肉了。“

二妹说：“那我们就多吃大肥肉，越吃妈妈越快乐。”

三个孩子说到这儿，咯咯咯笑个不停。不知不觉中，她们已然走出爸妈去世的悲伤。

我意外地发现，圣婴院的院长和老师，对三姐妹的方式，和我对待晓荷的方式不谋而合。

我们都不强行干预，不打扰悲伤，不强行关起门要治愈她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了有爱、自由、包容的环境，她们的伤口就自然愈合了。

良好的环境就像免疫系统，把时间交给它，它自有能力让我们复原，而不是 打开 心理的伤口做手术，一遍遍剖析她们的伤痛。

真正的治愈不是 拔掉 刺猬的刺，而是给她一个柔软的环境，让她找到可以让自己卸下硬刺的家人。

刺猬的刺不是一直绷着，只有紧张、发脾气时才是锋利的、刺人的。它放松的时候，身上的刺很顺，一点也不扎人。

其实晓荷刚到福利院那一两年，是我在这家福利院最艰难的日子。

不单晓荷被当成麻烦，我也是福利院的麻烦，因为对待孩子的观念不同，我和领导们都不对付。院方曾经有一段时间，像监视晓荷那样，监视过我。

福利院里的老师、行政人员，没必要为了孩子和领导起冲突。保育员阿姨倒是和我有相同的立场，但是她们在这里打工，只能私下赞同我，也不敢正面反抗上级。

只有我，和福利院没有利益相关，也不靠这里的工资生活，才能跟领导层“唱反调”。

我时常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跟谁都不是一派，只能自己去思考，什么选择是对孩子最好的，再自己承担责任。在处处碰壁的环境里，做着我认为正确的事，挺艰难的。

直到2021年前后，我再次见到晓荷，我突然觉得这些年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萨拉的丈夫是苏州人，他们要回苏州探亲，那年想约我见面，我刚好在绍兴旅居，我说最近有乌镇戏剧节，我们就相约乌镇吧。

时隔五年，那是我和晓荷第一次见面，我有点小紧张。他们到的时候，我已经在乌镇的大门口售票处等他们了，晓荷看见我，敲了敲我的棒球帽的帽檐，说，“hi”，好像昨天才见过。

在乌镇期间，我们没有叙旧，没有谈到福利院的事情，就是聊话剧，吃饭，划船。

她还送给我一个骷髅图案的帽子，说“不要做庸俗的人类，咱们是外星人。”非要让我戴着拍照，后来这张照片被她洗出来，放在书柜上。

最后两天，我当时的男朋友来了，晓荷总算逮到一个机会，以要给加拿大的朋友买礼物为名义，拉着我的男朋友独处了片刻，可能是想考察这个人合不合格吧。

晓荷问：“你为什么喜欢她？你喜欢她什么？”

男朋友说：“如果真的能说出一二三条，也太功利了吧，没有具体的原因，因为是她。”

晓荷说：“那你给我个承诺吧。”

我男朋友说：“承诺什么？永远爱她吗？”

晓荷哈哈笑着说：“才不要咧！只有软弱的人才需要一个人永远爱她，她才不需要这种东西呢，你要承诺，你会尊重她的每一个想法和选择，即使那个想法是荒唐的。”

在我印象里，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关心我——这只小“刺猬”轻轻地抱了我一下。

写这个故事之前，我征求晓荷的同意，没想到，她完全不在意，想都没想就说行，只有一条要求：“别说那个人是我妈。”

直到现在，晓荷的身世秘密，唯独亲口告诉过我，连萨拉，她也没有亲口讲过。

她把这件事告诉我，就好像把自己的创伤和过去托付给我。我总觉得自己，应该代表这个世界回答她一些东西。

这份回答，在叠金元宝那回，拥抱她的时候想说；她临走时，我叫她，也想说，但是都被她打断了。等到现在她长大了，我又觉得没必要了。

这份回答，在我心里成了一个逗号，藏了很多年。

趁着这个故事，我想把这个回答说出来，把我心里的逗号变成句号：

她不要你，不是你的问题，不用怀疑自己，也不用怀疑这世界，你值得最好的，我很爱你。

今天的后记，是纪良安想要跟大家说的话：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好像总能遇见一些专家，他们总是想给我们强行定制一套“幸福标准”，好像偏离了这套标准，我们就得被矫正。

我觉得很多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每个人出身不同，经历也不同，怎么能被简单粗暴地塞进一个“正常”的模板里评判呢？

在这篇故事里，我没想过改变晓荷身上的怪异，而是想为她的怪异，寻找一片自由发挥的土壤。

也许真正的爱，不是改变那个人，而是给他提供一个温暖、舒适，能够包容他的环境。

我也想和所有的“晓荷”说：

人是生命，不是一个个要解决的问题。多肉有多肉的养殖方式，百合有百合的规则，你就是你独有的样子，不必盯着自己的问题，也不用和自己过不去，活得舒服就好了。

让广阔的世界去理解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