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 | 一生无悔践初心

一生无悔践初心

讲述人：李运彤 李汾彤

讲述时间：2022年8月25日

整理人：赵建雄

李墨林（1918—1997），河北平山人。1936 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9月至1941年10月，先后在平山县第二、三、五区武装大队任大队长、指导员和武委会主任；1941 年秋季，到平山县南北杏园中心小学任教；1943年10月至1948年9月，先后任河北省平山县政府民政科副科长，张家口市自来水公司行政秘书、支部书记，河北省平山县土地改革试点工作组组长、第六法庭副庭长，太原军管会工业接管面粉一厂军代表；1949年至1977年，先后任山西省面粉公司第一副经理，晋南企业公司副经理、经理、工业局长，临汾钢铁厂筹建处第一副主任和临汾造纸厂筹备处主任，运城盐化局局长，山西省永济化工机械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山西省化工公司党委副书记、经理；1979 年，任山西省测绘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1982 年离休。

牢记初心 建功立业

1918年7月，我们的父亲李墨林出生在河北省平山县一个贫农家庭。后来他上了私塾，念了几年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四个多月，中国东北全部被日军占领，三千多万东北父老深陷苦难。日军所到之处，尸横遍野、哀鸿遍地。侵略者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深深刺痛了父亲幼小的心灵。父亲在爱国进步老师的教育和影响下，懂得了“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父亲说，那时他就下定决心，要跟着共产党的队伍干！

父亲因为参加过儿童团，而且表现出色，所以到1936年5月，经人介绍，他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因为父亲年龄最小，组织上就安排他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主要任务是印刷、张贴、散发革命宣传品，收集、传递情报。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多次使用化名，如李冲锋、李德胜、李美玲等，从事地下工作。1941 年秋季，日寇先后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和“三光”政策，疯狂地进行大“扫荡”。在一次战斗中，父亲为掩护战友身负重伤，虽经治疗保住了性命，却不能再上战场了。后来经组织推荐，父亲到平山县南北杏园中心小学当了一段时间老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辗转多地任职，不管是在哪一个单位任职，父亲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摆领导架子，牢记初心使命，甘当人民公仆。特别是他在运城盐化局担任局长的时候，始终把企业的发展记在心头，放在第一位，一次次彻夜伏案制定规划，一次次深入基层开展调研，一次次进门入户走访职工，“身”在现场，“心”系群众，换来了工厂的变革和发展，赢得了职工的赞许和口碑。

1973 年2 月，父亲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组织上安排父亲担任山西省永济化工机械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面对一个停产多年的“烂摊子”，父亲毫无怨言，不甩挑子、不撂担子、不闹情绪，每天总是早早地就站到厂门口迎接工人们上班，晚上也是最后一个回家，一整天都在厂里忙工作，兢兢业业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起攻坚克难，带领全厂职工“大干快上”，没用多长时间，就解决了企业亏损这个老大难问题，还清了厂里欠的一百万元，并盈利三十万元。父亲对我们说：“我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不变的宗旨。吃点儿苦，遭点儿累，甚至受一点儿委屈，这些跟战争年代的抛头颅、洒热血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才是共产党人最终的使命！”父亲说到做到，他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践行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

“文革”结束后，父亲被调回太原，先后担任了山西省化工公司党委副书记、经理，山西省测绘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等职。在省测绘局期间，父亲主要分管全局的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了加强党的建设，父亲经常组织党员进行“党课学习”，他总是亲自给党员和干部讲党课。每一次讲课前，我们都能看到他伏案学习，认真备课。讲课结束，他还要求每一个党员写出心得体会，他自己也写，张贴在“学习宣传栏”进行交流。

父亲是1982年12月离休的。离休后，父亲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他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单位建设。

坚守原则 培养家风

（讲述人：李运彤）

解放前，父亲常年在外“搞革命”，那时候“搞革命”是没有工资的，只是组织上不定时地给发一些小米，所以父亲根本没有钱款可以寄回家。母亲在村里，没有收入，养家困难，加之当时医疗条件差，父母前三个孩子都夭折了。后来，母亲跟随父亲东奔西跑，转战南北，因为身体多病，就没有再怀孕。直到解放后，父亲、母亲都已经三十多岁了，才生下了我和弟弟。

父亲曾对母亲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没有攒下金银财产，但是可以说，我是留下了口碑的。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凡事要坚持原则，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光明磊落、廉洁自律、艰苦朴素，而且要把这些当作家风传承下去。”其实，父亲从参加革命时就是这样要求自己、要求家人的。

父亲从来不向组织提要求，更不会借组织的名义或自己的职权办私事。1949年后，国家给领导干部定级别，十二级以上就算高级干部了，十三级以下是一般干部，当时给父亲定的是十四级。我记得父亲担任临汾造纸厂筹备处主任的时候，国家给老干部调整级别——相应地也会提高工资待遇。按政策，父亲可以升级，但父亲就是不要，硬是把机会让给了厂里的总工程师。后来还有一次这样的机会，父亲仍然不要，还是把机会让给了其他人。

父亲兄弟三个，他是老三，因为早早离家参加了革命，后来也一直没有回过河北老家，兄弟们分房子和家产时，就没有通知父亲，按两份分了。20世纪70年代，国家出台政策，照顾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若想回老家养老，可以由政府出资新建一套住房。我当时就跟父亲说，我想回老家去办这事，向当地政府申请一下。父亲坚决不同意，对我说：“用不着。就不要给当地政府添麻烦了，我们就住在太原吧。”后来，山西省测绘局给我父亲分了一套宿舍，我弟弟汾彤因为没有房子，就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直到父亲去世。

我弟弟从部队转业回来后被安排到山西省测绘局工作，当时父亲已经是省测绘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弟弟在部队就是开车的，测绘局正缺司机，弟弟也想当司机，可父亲却坚决不同意，父亲认为这有利用职权谋私利之嫌。但是，既然国家给弟弟安排单位了，弟弟总得有个工作岗位吧。局里其他领导商量后安排弟弟去了省测绘局下属的制印队当了一名印刷工人，弟弟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干到退休。

母亲还给我们讲过父亲的好几件事，即使到现在，我们也都老了，还是记得清楚。

母亲是一个农家妇女，解放前一直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没有参加工作。父亲转到地方后，曾在好几个单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这些单位有的是新建的，有的是改扩建的，有很多招工机会，父亲给母亲安排一个正式工作很容易，而且根本不需要特殊照顾。可父亲就是不给办，他说办了就是在利用职权。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母亲软磨硬泡，父亲才安排母亲做了一个临时工：先是在临汾造纸厂给单位用大铁锅烧开水，后来是在永济化工机械厂打扫集体宿舍的楼道和厕所。母亲说，不管如何，总算是有一份“工作”了。听了母亲的讲述，我想不通，去问父亲：“哪里有书记、厂长的老婆烧开水、扫厕所的，你难道就不觉得丢人？”父亲却不以为然地说：“干什么工作不一样？不都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吗？”

父亲回到太原工作后，我们全家也随迁到了太原。1995 年底，母亲被查出患有骨癌。在山西省肿瘤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母亲出了院，但还需要经常去医院做放疗、化疗。我们家住在府西街北鱼池街省测绘局宿舍，省肿瘤医院在大东关凯旋街，路程比较远。当时父亲已经离休，但单位还给他配有专车。母亲每次去看病，父亲还是那一套，不让用单位的车。直到有一次，单位的司机知道了这事，对父亲说，这车本来就是单位给老领导配备的，就是为了给老领导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用车不违反原则，可以用。这以后，父亲才允许母亲坐他的车去看病。

到了后来，母亲的病情十分严重了，一天的医疗费用就得一千元左右。母亲一辈子没有工作，不能享受公费医疗，单靠父亲以及我和弟弟的工资，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我想让母亲用父亲的老干部医疗本去住院，可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背着母亲，偷偷地跟我说：“我这一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照顾好你母亲，没有给她安排一份固定的工作——不是没有机会，是我不能搞特殊啊！对党和国家，我是问心无愧的。”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泪流满面。

后来，测绘局的领导和同事们知道了这件事，大家积极为母亲捐款。捐款送到我家之后，父亲对我说：“你母亲是跟我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跟了我一辈子，历尽了艰难困苦，可是她从没后悔过。你一定要把捐款的名单留下来，保存好，这个钱，我们将来是要还的。”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在长达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无论遇到什么艰难曲折，都始终不忘初心和使命，始终对党和人民忠诚。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红色家训，我们永远怀念他！

2025年

《山西妇女报》《生活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