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嫂离家出走留下三个孩子 二哥独自抚养十年 她再现身时我们都愣住

村口那棵老槐树今年又开花了，满树的白花像是撒了一场雪。这树至少有七八十岁了，比我爷爷的年纪还大。

二哥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就会到这棵树下等送奶的三轮车。我偶尔起得早，远远地看他蹲在那儿抽烟，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那姿势，和当年大嫂刚走那会儿一模一样。

十年了。

大嫂走的那天是立夏，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我骑摩托去镇上给闺女买了个风车，回来的路上一直被风吹得呜呜响。

到家门口的时候，看见院子里乱哄哄的。娘坐在门槛上哭，爹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大姐和小弟站在一旁不知所措。二哥蹲在墙角抽烟，一根接一根，烟灰积了老长也不弹。

大嫂的花布旅行袋不见了，洗脸台上的护肤品也空了一半。二哥把孩子他娘留下的字条递给我看，字迹潦草：

“对不起，我真的受不了了。孩子就拜托你。”

就这么一句话，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家里人七嘴八舌。娘一边抹眼泪一边骂：“这个狠心的女人，留下仨孩子说走就走！”爹抿着嘴不说话，但从他紧握的拐杖能看出心里有多愤怒。

只有二哥，什么也没说。他只是默默地把字条折好，放进了衣兜里。然后进了屋，把三个孩子叫到身边，轻声说：“妈妈去外地工作了，要过一阵子才能回来。”

老大小雨刚上小学三年级，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老二小风才上一年级，眼泪汪汪看着他爹；最小的小露才三岁，还在地上玩塑料小汽车，对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晚上我去二哥屋里，他正在整理孩子们的衣服。我问他：“大嫂到底为啥走啊？”

二哥没抬头，手里叠着一件小露的小背心，那背心一角有个黄色的污渍，洗了好多次也没洗掉。他叠了三遍才叠好，然后说：“可能是累了吧。”

我知道这不是全部原因，但也没再追问。

那时候，二哥在镇上的砖厂做工，每天天不亮就骑摩托去上班，回来时已是满身的灰。大嫂在村小学教书，工资不高，但好歹是个体面工作。三个孩子一个接一个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村里人背后议论，说大嫂嫌二哥没出息，找了城里人跑了。还有人说看见她上了一辆黑色轿车。但这些话，从来没人敢当着二哥的面说。

大嫂走后，二哥的生活彻底变了。

他去找厂长调了班，改成早上七点到下午三点，这样可以赶在孩子放学前回家。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给三个孩子做好早饭，洗好衣服挂在院子里的竹竿上，然后才骑摩托去上班。

那段时间，他瘦得厉害。烟不离手，一个月能抽两条。脸上的皱纹也多了，尤其是眼角，像是被刀刻出来的。

村里好心的婶子们轮流来帮忙照看小露，二哥每次都塞给人家一包好烟或者一斤猪肉，即使自己家里紧巴巴的。他说：“不能让人白帮忙。”

娘心疼，说：“儿啊，要不把孩子分给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带吧，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二哥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不行，孩子们已经没了妈，不能再分开。”

那时候我才明白，二哥骨子里是个倔强的人。

周末的时候，我会去二哥家帮忙。有一次，我在他床头柜上发现一个旧铁盒，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大嫂的字条，还有一些照片。最上面是全家五口的合影，大嫂抱着小露，笑得眼睛弯弯的。照片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

我问二哥：“你恨大嫂吗？”

他正在院子里修一个坏了的自行车，闻言抬头看了看天上飘过的云，说：“不恨。她过得好就行。”

那天晚上，我听见隔壁房间传来小雨的抽泣声。二哥轻声问：“怎么了，乖？”

小雨抽抽嗒嗒地说：“爸，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们了？班上有人说…”

二哥沉默了一会，然后说：“不是的。妈妈只是…暂时找不到回家的路。她很爱你们，真的。”

“那她什么时候能找到路？”

“会找到的，一定会的。”

第二天早上，小雨的枕头是湿的，二哥的眼睛也是红的。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五点钟起床，做好了热腾腾的鸡蛋面。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二哥的手粗糙得像树皮，指甲缝里总是有洗不掉的泥垢。他学会了很多以前从不会的事情：给小露扎辫子、织毛衣、缝补衣服。那双大手干这些活时显得笨拙，但却异常认真。

有一次，小露发高烧，二哥背着她走了五里地到镇医院。那天下着雨，他用自己的破雨衣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自己却淋得像个落汤鸡。

第二年，二哥辞了砖厂的工作，在家开了个小修理铺，修自行车、电风扇、收音机，什么都修。这样他就能照顾孩子们了。收入少了，但他说没关系，够花就行。

“小风最近数学考了98分，”他有天突然对我说，眼里闪着光，“小雨的作文被老师贴在了教室后面的墙上。”

那一刻，我在他脸上看到了久违的笑容。

村里的媒婆来过几次，说给二哥介绍对象，都被他婉拒了。他说：“孩子们还小，等他们大点再说吧。”

但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个结没解开。

大约是大嫂走后的第三年，二哥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通话很简短，他只说了几个”嗯”，然后挂断了。

那天晚上，他坐在院子里喝了很多酒，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多。喝到最后，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对着夜空大喊：“为什么？为什么啊？”

第二天，我从娘那里才知道，电话是大嫂打来的。她在省城，已经再婚了，嫁给了一个开公司的老板。

二哥什么也没对孩子们说。他只是第二天起得比平时还早，把院子里所有的杂草都拔了个干净。

那年夏天特别热，二哥还是每天早出晚归，修东西、接送孩子。他的摩托车终于坏得修不好了，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后座绑个小板凳带小露。

我问他：“要不要我帮你出钱买辆新摩托？”

他摇摇头：“不用，这车还能骑。”

实际上，那辆车的链条早就锈得吱嘎响，车座也歪了。但他舍不得换，因为那是结婚时大嫂陪他一起挑的。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老大小雨已经上初中了，老二小风也上小学高年级，小露也上小学了。

二哥的修理铺生意慢慢好起来，村里人都知道他手艺好，价钱公道。他省吃俭用，给孩子们买了新书包、新衣服，还给小雨报了英语补习班。

“这孩子聪明，将来能考上大学，”他骄傲地对我说，“不能让她输在起跑线上。”

他自己却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袖口和领子都磨破了，被他用不太匹配的布料补了又补。

村里人提起二哥，都竖起大拇指：“好样的！一个人把三个娃拉扯这么好！”

二哥听了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笑，从不多说。

有一次，小露翻出一张全家福，指着大嫂问：“爸爸，这是谁啊？”

二哥愣了一下，然后轻声说：“是妈妈。”

“妈妈在哪里？为什么不回来看我们？”

二哥蹲下来，把小露抱在怀里，说：“妈妈在很远的地方工作，很忙很忙。她很爱你们，真的。”

那天晚上，二哥在院子里抽了一整包烟。我悄悄看见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已经翻得发皱的字条，看了又看，然后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回去。

大嫂走后的第八年，小雨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

二哥请了全村人吃饭，破天荒地买了两条好烟，一瓶白酒，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

“我闺女聪明着呢，”他拍着胸脯对村长说，“将来肯定能考上好大学！”

那天，他喝多了，被我搀扶着回家。路上，他突然站住，对着天空说：“看见了吗？咱闺女出息了！”

我知道他是在对谁说话。

后来，二哥开始学开车。村里人都纳闷，他哪来的钱买车？原来他是想考个驾照，将来送小雨去市里上学方便些。

“坐班车太不安全了，”他说，“等攒够钱就买辆二手面包车，冬天下雪也不怕。”

他每天晚上看驾驶教材，看到睡着。小风有时候会坐在旁边，给他读书上的字。二哥的眼睛这些年越来越花了，但他舍不得去配眼镜，说等过几年再说。

大嫂走后的第十年，是去年夏天。

那天，我正在自家院子里乘凉，突然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村口。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着时髦的女人，戴着墨镜，提着精致的包。她站在那里，有些迟疑地环顾四周。

我几乎是立刻就认出了她——大嫂。

虽然十年没见，她变了很多：以前那个穿着朴素的乡村教师，现在看起来像是从电视里走出来的人物。但那个熟悉的轮廓，那个站姿，骗不了人。

村里几个老太太已经认出她来，在远处指指点点。她摘下墨镜，像是鼓足勇气，朝二哥家的方向走去。

我赶紧跑去通知二哥。他正在修一台老式收音机，听了我的话，手里的螺丝刀掉在了地上。

“真的？”他问，声音有些发抖。

我点点头。

二哥擦了擦手上的油污，想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但那件旧工装实在没法收拾。他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然后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跑进屋里，翻出一件放了很久的格子衬衫。

那是大嫁走前给他买的，这么多年一直舍不得穿。

大嫂站在院子门口的时候，二哥正好换好衣服出来。两人就那么隔着几步远，静静地看着对方。

十年的时光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道看不见的墙。

小露正在院子里玩，看到陌生女人，好奇地跑过来：“阿姨好！”

大嫂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蹲下身，想摸摸小露的头，却又不敢。小露今年已经十三岁了，早就不是大嫂离开时那个三岁的小不点了。

“进…进来坐吧，”二哥打破沉默，声音干涩。

院子还是老样子，只是多了几盆花，那是小雨种的。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墙上挂着三个孩子的奖状，密密麻麻的，几乎贴满了一面墙。

大嫂站在那面墙前，伸手轻轻抚摸那些奖状，眼泪又下来了。

“孩子们都很优秀，”二哥说，“小雨去年考上了市重点高中，小风数学一直是班上第一，小露…她很像你，喜欢画画。”

大嫂点点头，眼睛不敢看二哥：“谢谢…谢谢你这么多年…”

她说不下去了。

那天，三个孩子放学回来，看到大嫂都愣住了。小雨和小风还有些印象，但已经模糊；小露却只是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女人，为什么爸爸和她说话时那么紧张。

二哥对孩子们说：“这是…这是你们妈妈，她…工作结束了，回来看看你们。”

小雨和小风的表情很复杂，既有惊讶，也有疑惑，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情绪。小露则是完全的茫然。

晚上，全家人罕见地一起吃了顿饭。饭桌上很安静，只有筷子碗碰撞的声音。

饭后，大嫂从包里拿出三个精致的盒子，分给三个孩子：“这是…妈妈给你们带的礼物。”

小雨和小风迟疑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小露却看了看二哥，见他点头，才伸手接过。

盒子里是三块手表，看样子很贵重。

“谢谢，”小雨说，声音平静，“不过我不需要。”说完，她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大嫂的手僵在半空中，眼泪又一次涌出来。

我是在第二天才知道大嫂到底为什么回来的。

原来，她再婚的丈夫去年去世了，留给她一笔不小的财产。她想补偿这些年对孩子们的亏欠，打算接他们去省城生活，给他们更好的教育和环境。

“我知道我没资格，”她对二哥说，“但我真的想弥补。”

二哥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孩子们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小雨明年就高考了，不适合换环境。”

“那…我可以常来看他们吗？”

二哥看了她一眼，点点头：“孩子们需要妈妈。”

大嫂哭了，久久不能自抑。

临走那天，大嫂给二哥留下一张银行卡：“这些年你不容易，这些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二哥看了看那张卡，摇摇头：“我不需要。如果你真想为孩子们做些什么，就定期来看看他们，参加他们的重要时刻，做一个真正的妈妈。”

大嫂愣住了，然后轻轻点头：“我会的。”

她转身要走的时候，二哥突然问：“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大嫂回过头，勉强笑了笑：“表面上很好，但从来不真正快乐。”

二哥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那辆黑色轿车再次启动，缓缓驶离村口。二哥站在那里，目送它消失在远处的尘土里。

我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你怎么想的？”

他掏出烟盒，发现已经空了，就把它揉成一团扔进路边的垃圾桶：“她是孩子们的妈，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那你呢？”

他看了看天上的云，笑了笑：“我挺好的。孩子们都很优秀，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昨天是小雨的生日，大嫂专程从省城赶来，带了一个大蛋糕。她现在每个月都会来几次，慢慢地，孩子们开始接受她，尤其是小露，常常缠着她讲故事。

小雨还是有些疏远，但至少不再像第一次那样拒绝她了。

晚上，大家围坐在桌前唱生日歌的时候，我看见二哥悄悄抹了抹眼角。

蛋糕很大，村里的孩子都来分享了。热闹散去后，院子里只剩下二哥一个人，他坐在石凳上，看着天上的星星。

我走过去，递给他一支烟。

“最近想戒了，”他摆摆手，“医生说我肺不太好。”

“大嫂这次…会留下来吗？”我试探着问。

二哥看了我一眼，摇摇头：“不会。她有她的生活，我有我的。但至少孩子们有妈妈了，这就够了。”

月光下，他的脸上有了一种释然。

十年了，生活重新找到了平衡。大嫂的归来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反而带来了新的挑战。但至少，那个被硬生生撕裂的家庭，正在以一种谁都没想到的方式慢慢愈合。

村口的那棵老槐树每年还是会开花，就像它见证过的无数人生悲欢一样，默默地、不动声色地。

人生就是这样吧，没有完美的结局，只有尽力而为的过程。

而二哥，用他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做爱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