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藏一本日记40年临终前交给我 才知妈妈不是去世而是去守护别人

我爹这辈子话少得像深山老井里的水，滴答一声能让你等上大半天。那天下午，我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着，听见他病房里有动静，推门进去就看他伸着手，指着床头柜。

“你要喝水啊？”我问。

爹摇头，手指又往柜子的方向点了点。他那手指头瘦得跟竹签子似的，连着的胳膊上全是淤青，打吊针打的。

“床头柜底下，有个盒子。”

爹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摩擦，我赶紧俯下身去，从柜子底下摸出一个旧式的铁皮饼干盒。盒子外面贴着一层发黄的报纸，角落里有个茶渍印子，圆圆的，像个不完整的月亮。

“给你的。”爹说，“别现在看。”

我摸了摸盒子，感觉有点沉。“这是啥？”

爹不说话了，眼睛看着窗外。窗外有棵梧桐树，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像是有人在数钱。

护士进来换液体，我就没再问。那会儿我哪知道，这盒子里装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一个秘密呢。

我爹在医院住了三个礼拜就走了。

倒也不是什么突然的事，他肺癌晚期，医生早就打过招呼。只是真到这一天，我还是觉得恍惚，仿佛爹只是出门买了包烟，一会儿就会回来，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用那把缺了角的旧铁剪子修剪他种的月季。

他的葬礼很简单，来的人不多，大都是村里的老邻居。我爹一辈子在县建筑公司当会计，退休后回村里养老，日子过得像一张白纸，干净得没什么褶皱。

葬礼上，王婶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爹这辈子，除了你妈走得早，也没啥可遗憾的了。”

我点点头。妈妈在我五岁那年去世，据说是急病，我连她的样子都记不清了。爹从来不对我提起妈妈，家里也没有妈妈的照片。小时候问起，爹总是转移话题，后来我也就不问了。

村里的赵德明叔来吊唁，喝了两杯白酒，眼圈红红的，突然对我说：“你爹是个好人啊，这么多年守着这个秘密…”

他话没说完就被他媳妇拉走了。我愣在那，不知道他说的”秘密”是什么。

那天晚上，我终于想起了那个铁皮盒子。

盒子里是一本发黄的笔记本和一叠照片。笔记本封面上有个褪色的”福”字贴纸，角落被磨损了，像是经常被翻阅。照片是老式的黑白照，边缘微微卷起，有些甚至已经泛黄开裂。

我随手拿起一张照片，是个年轻女人抱着个小男孩站在一棵老槐树下。女人穿着花布衣服，头发扎成马尾，笑得很灿烂。男孩看起来三四岁的样子，圆脸蛋，一双大眼睛，穿着带补丁的背带裤。

我怔住了——这男孩分明就是小时候的我，而那个女人…应该就是我记忆中模糊不清的妈妈。

我翻开笔记本，扉页上是爹的字迹：

“五月二十，阳光很好，想你。”

下面的日期是1980年。

我继续往后翻，每一页都是爹写给妈妈的话，像是日记，又像是信。字迹有时工整，有时潦草，情绪也时而平静，时而激动。

“杏子熟了，记得你爱吃，我摘了一篮子，放在门口的石头上，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来拿。村里人说我傻。”

“听说你去看了小强，他发烧了。我在诊所门口等了一天，没见着你。”

“今天是小强七岁生日，我给他买了个小风车，红色的，他很喜欢。他问我你去哪了，我说你去很远的地方了。他问是不是天上，我没回答。”

小强就是我的小名。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妈妈不是去世了吗？

我的手有些颤抖，继续往下读。

笔记本的内容跨越了四十年，记录了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以及他对妈妈的思念。从字里行间，我渐渐拼凑出一个和我知道的完全不同的故事。

1979年，爹和妈在县城建筑公司相识。爹是会计，妈是食堂炊事员。两人很快结婚，第二年我出生了。

1983年春天，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县城河堤决口，洪水涌入低洼地带的民房。我们家当时住在河边的单位宿舍。妈妈把我托付给邻居，自己冒雨去救被困的老人和孩子。

后来堤坝彻底崩塌，妈妈救了七个人，但自己被湍急的洪水冲走了。

这本该是故事的结束，但爹的日记里写道：

“今天在医院看见你了，你背对着我，正给一个孩子量体温。你剪短了头发，穿着白大褂，我差点认不出来。我想喊你，又怕吓着你。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是不是又一场梦。”

日期是1983年11月。

再后来的日记里，爹写道妈妈没有死在洪水中，而是被冲到了下游的一个小村庄，被人救起后因为受伤失忆，被当地的卫生院收留，后来成了一名乡村医生。

而更让我震惊的是，爹写道他找到妈妈后，妈妈已经恢复了部分记忆，认出了爹，但她选择留在那个偏远的村庄，因为那里缺医少药，需要她。

“你说你对不起我和小强，但你不能丢下那些需要你的孩子和老人。你说总得有人留下来，那里没有别的医生了。我想对你发火，但我看着你眼睛里的坚定，我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行李，开着我那辆冒黑烟的二手面包车上了路。方向是爹日记里提到的那个村庄——青山村，离我们县城有一百多公里。

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妈妈真的还活着，她现在应该七十多岁了。四十年过去，她还在那个村子吗？她是否还记得我？爹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真相？

青山村比我想象的还要偏僻。盘山公路七拐八弯，最后变成了一条泥巴路。五月的山里，油菜花开得正艳，远处山坡上零星散布着几户人家，炊烟袅袅。

面包车开不进去了，我把车停在村口的空地上，一个放羊的老人告诉我村里确实有个从外地来的医生，大家都叫她李医生。

“李医生啊，她可是个好人哩，这么多年，村里老老少少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找她。”老人边说边指了指村子深处，“沿着这条路一直走，看到一间贴着红十字的房子，那就是卫生室，她就住那。”

我的心砰砰直跳，顺着羊肠小道往里走。路边的杂草有半人高，蜜蜂在野花间嗡嗡飞舞。一条黑狗慵懒地趴在路中央晒太阳，见我走近，抬头看了看，又趴下了。

拐过一个弯，我看到了那间贴着红十字的平房。门口晾着两件洗得发白的白大褂，旁边的小院子里种着几株月季，正开着花，和爹种的是同一个品种。

我在门口站了好久，不知道该不该敲门。如果里面真的是我妈，我该说什么？四十年未见，我连她的样子都记不清了。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门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个喷壶，准备给花浇水。她穿着蓝布褂子，腰背有些佝偻，但步伐稳健。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喷壶里的水溅在了她的布鞋上，她也没注意。

“小伙子，找谁啊？”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咽了咽口水：“请问…您是李医生吗？”

她点点头，目光却一直停留在我脸上，像是在寻找什么。

“我姓陈，叫陈强，我是…” 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

老太太的眼睛慢慢湿润了，喷壶从她手中滑落，砸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小强？”她的声音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你是小强？”

李医生，不，我该叫她妈妈——她把我让进屋里，手忙脚乱地找杯子倒水，杯子是个旧搪瓷缸，边缘有个小缺口。她的手一直在抖，水洒了一桌子。

“对不起，对不起…”她一边擦桌子一边说，不知道是在为洒水道歉，还是为别的什么。

屋子不大，但很整洁。墙上钉着许多照片，其中一张是我爹年轻时的样子，旁边是我念幼儿园时的合影。这些照片，她是从哪里来的？

桌子上放着几个药瓶和一本医书，医书的书页已经泛黄卷边，像是翻了无数遍。

“你爸…他还好吗？”她小心翼翼地问。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爹昨天走了，肺癌。”

她的身体晃了一下，扶着桌子才没摔倒。“走了？”她嘴唇颤抖着，“走了…”她重复着这个词，像是在消化这个事实。

“他给我留了一个盒子，里面有本日记，还有些照片。”我顿了顿，“我才知道…您还活着。”

她慢慢在我对面坐下，眼泪无声地流着。“他答应我不告诉你的，他说等我回去了再说。可我…我一直没能回去。”

我有太多问题想问，却不知从何问起。

“为什么？”最后我只问出这一个词。

她擦了擦眼泪，目光落在墙上那张我爹的照片上。“我本来是要回去的。当时我被救起来，失忆了一阵子。等我想起一切，已经在这个村子里住了半年，当上了临时医生。那时这里只有我一个会打针的人，最近的医院要翻两座山。我想着再多待几个月，等县里派了正式医生来，我就回家。”

她停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县里也没派人来。村里人知道我有家，劝我回去，我也动摇过。有一次，我收拾好了行李，走到村口，就看见一个孩子在发高烧，他妈妈抱着他，哭着求村里人帮忙送医院，可谁家都没有车。我就…我就放下行李，回去给孩子退烧了。”

我想起爹日记里写的那些话，心头一阵酸涩。

“后来你爸找到了我。他没告诉你，是怕你恨我。”她的眼泪又落下来，“他每年都会来看我几次，带着你的照片，还有你的学校奖状，后来是你的工作照、结婚照…他什么都告诉我。他说他能理解我，但他怕你理解不了。”

我嗓子发紧，说不出话来。墙上的老式挂钟嘀嗒作响，像是在计算这四十年流逝的每一秒。

后来我才知道，爹每年会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来青山村看妈妈。他从来不在村里过夜，天黑前总会离开。村里人都以为他是李医生的远房亲戚。

妈妈给我看了爹寄给她的信，厚厚一叠，都是用县邮局的信封，上面的地址写得工工整整。信里讲了我上学、工作、结婚的事，还有他自己的生活琐事，比如院子里的月季开花了，比如他退休后开始学做饭，第一次做的红烧肉糊了底。

有一封信里还夹着一小撮头发——是我儿子出生时剪的胎发。爹在信里写道：“这是你外孙的头发，黑黑的，浓密，像你。”

我问妈妈，为什么这么多年她从不回来看看，哪怕偷偷地，远远地看一眼也好。

妈妈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怕我一回去，就走不了了。”

她说青山村这些年渐渐有了变化，通了电，修了路，但一直没有正式的医生愿意来。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多，孩子却越来越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老人和孩子在村里。有个老人得了帕金森，手抖得厉害，每天都要打针；还有个小女孩有哮喘，发作起来很吓人。

“我总想着，再等等，再等等…可一等就是四十年。”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和自己对话。

窗外的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映在墙上，和爹的照片融在一起。

我在青山村住了三天。这三天里，我看到妈妈是怎样在这个小村庄里生活的。

清晨五点，她就起床煎药。一个老人腿疼，她熬了一锅黑乎乎的中药，装在塑料瓶里，让人家带回去喝。上午，她在卫生室里接诊。大多是些小病小痛，感冒发烧，老人的关节炎，小孩的皮疹。有个年轻媳妇带着个两岁的孩子来，孩子前几天从土坡上摔下来，膝盖磕破了，有点发炎。妈妈小心地清洗伤口，一边逗孩子笑，一边给上药。

中午，她自己煮了点面条，往里面打了个鸡蛋。我注意到冰箱里只有一些基本的菜，还有几个从集市上买来的鸡蛋。她说村里人常给她送东西，鸡蛋啊，蔬菜啊，有时候还有自家养的鸡。

下午，她去几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家里看诊。其中一位老人已经九十多岁了，瘫痪在床，她帮老人翻身、擦洗、换尿布，动作熟练而轻柔。那个老人拉着她的手，用浑浊的眼睛看着她，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话，但能看出是在感谢她。

晚上回到卫生室，她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书、写病历。我发现她的笔记本上记着每个病人的详细情况，从用药到饮食习惯，甚至连性格特点都有备注。

有个小女孩来找她拿药，一进门就扑到她怀里。女孩长得瘦瘦小小的，脸色不太好。妈妈从抽屉里拿出一颗糖给她，然后耐心地问她今天有没有按时吃药，有没有喘不上气。

“李奶奶，我想听故事。”小女孩撒娇道。

妈妈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真心的笑容。她拿出一本旧绘本，讲起了《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第四天早上，我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妈妈站在卫生室门口送我，手里拿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她给我准备的一些干粮和几包药。

“你爸…他葬在哪里？”她问。

“在老家的祖坟旁边。”我回答。

她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您要不要…跟我回去看看？”我试探着问。

她摇摇头，却又点点头，矛盾得像个孩子。“我想去看看他，但我现在走不了。小丽的哮喘还没好，老张头的降压药也该调整了…”

我没有强求，只是把车钥匙递给她：“车我留下，您什么时候想去，就开车去。村口到县城有班车，我可以坐车回去。”

她惊讶地看着我，眼泪又涌了出来。“可是…我不会开车。”

我笑了：“我教您。”

接下来的两天，我教妈妈开那辆老旧的面包车。她学得很认真，就像当年学医一样专注。第三天，她已经能熟练地掌握基本操作了。

临走前一晚，她拿出一个布包给我，里面是几本手写的医学笔记。“这是我这些年总结的一些偏方和经验，也许对你儿子将来学医有帮助。”

我这才告诉她，我儿子今年考上了医学院。她听了，眼睛亮了起来，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骄傲和喜悦。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妈妈站在村口，背后是她守护了四十年的青山村。阳光洒在她身上，她看起来既苍老又年轻。

班车启动了，我透过后窗看着她的身影渐渐变小。她没有挥手，只是静静地站着，像一棵扎根于此的老树。

我知道她终有一天会去看望爹的坟，也许会在那里留下一朵她亲手种的月季。但她的根早已深深扎在了这片山区的土地上，她是属于这里的李医生，这里的守护者。

而我，终于明白了爹为什么把那个铁皮盒子留给我。他希望我理解这个选择，理解有些爱，需要放手；有些责任，重于亲情。他和妈妈都用自己的方式，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爱与牺牲。

回到县城，我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暑假带他去青山村看望他从未谋面的外婆。电话那头，儿子兴奋地说他刚学了如何测量血压，想给外婆展示一下。

窗外下起了小雨，雨滴打在车窗上，模糊了远处的山影。我想起爹日记的最后一页写道：

“今天去看了你。你说青山村今年的杏子特别甜，你摘了一些准备做杏子酱。我告诉你小强的儿子考上了医学院，你笑了，说这是命运的安排。也许吧，也许四十年后，会有一个年轻医生，接替你守护那片山村。那时，你就可以回家了。”

而现在，我终于明白，家不一定是一个地方，有时候，它是一个使命，一份责任，一段无法割舍的牵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有些人选择离开，有些人选择守候，但爱，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