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引争议，五妈妈叹张作霖当年容冯汤之智

1929年1月10日，沈阳帅府内枪声骤响，奉系核心人物杨宇霆、常荫槐被张学良下令处决。

这起震惊全国的事件，不仅改变了东北军的权力结构，也成为张学良执掌东北初期最受争议的决策之一。

事后，张学良的五妈妈（即张作霖的第五位夫人张寿懿）私下对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感叹：“杨、常二人或许有该杀的理由，但也未必非杀不可。当年冯德麟、汤玉麟反到老帅头上，老帅又是怎么容下他们的？”

这番话，道出了两代奉系首领在权力掌控与人事处理上的鲜明差异。

要理解这场风波，需先看清杨宇霆、常荫槐在奉系中的分量。杨宇霆是奉系的“智囊”，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辅佐张作霖整军经武，一手搭建起东北军的现代化军事体系，从兵工厂建设到军队编制改革，都离不开他的谋划。

常荫槐则是务实的“干才”，在交通、财政领域能力突出，时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兼黑龙江省省长，掌握着东北的铁路命脉与地方实权。两人都是张作霖倚重的重臣，也是张学良接掌东北后，名义上的辅佐者。

但张学良与杨、常的矛盾，早已在权力交接中埋下伏笔。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27岁的张学良仓促继位，面对的是一个内部分化、外有日军虎视的复杂局面。

杨宇霆自恃资历深厚，常以“长辈”“老臣”自居，对张学良的决策多有干预。据记载，一次会议上，杨宇霆直接打断张学良的讲话，当着众人面说：“汉卿，你不懂，这事得这么办！”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让年轻的张学良深感权威受损。

常荫槐则与杨宇霆结为同盟，两人经常联名提出议案，甚至逼张学良在文件上签字，全然不顾其“东北保安总司令”的身份。

导火索发生在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一同来到帅府，以“整顿东北铁路秩序”为由，要求张学良立即任命常荫槐为“东北铁路督办”，并当场拿出早已拟好的任命文件，逼其签字。

张学良以“此事需慎重，容后再议”为由推脱，两人却不依不饶，言语间颇有逼迫之意。张学良表面应承“晚上再商量”，待二人离开后，越想越觉得权力受到威胁，认为杨、常“欺人太甚，不除必成后患”，最终下定决心将二人处决。当晚，杨宇霆、常荫槐再次来到帅府时，被埋伏的卫士逮捕，随即以“阻挠国家统一、图谋不轨”的罪名枪决，史称“杨常事件”。

事件发生后，五妈妈张寿懿的感叹并非没有道理。张作霖在世时，奉系内部也曾多次出现将领叛乱，但他处理起来却远比张学良“柔和”。

冯德麟是张作霖的“老对手”，早年与张作霖同为辽西军阀，曾多次争夺奉天控制权，甚至在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被段祺瑞政府逮捕。张作霖却念及“同乡旧情”，不仅出面保释冯德麟，还给他安排了“奉天军务帮办”的闲职，让他安享晚年。

汤玉麟则是张作霖的“老部下”，1925年因不满待遇，联合郭松龄起兵反张，失败后逃往热河。张作霖虽震怒，但后来还是原谅了他，重新任命他为热河都统，让他继续为奉系效力。

张作霖的“容人之道”，本质上是基于奉系“家族式”的权力结构。在他看来，手下将领再怎么反叛，终究是“自家兄弟”，只要不投靠外敌，就能留有余地。

这种处理方式，虽有纵容之嫌，却也维持了奉系内部的稳定，让将领们知道“犯错可改，不必拼命”。而张学良处决杨、常，则是年轻统治者急于树立权威的表现。他缺乏父亲那样的威望与根基，面对杨、常的轻视，只能用最极端的方式打破“老臣干政”的局面，却也让奉系失去了两位核心人才，后续东北军在军事、经济上的衰退，与此不无关系。

“杨常事件”后，张学良虽然巩固了权力，但也留下了诸多争议。

有人说他“年少气盛，行事鲁莽”，也有人说他“果断决绝，清除隐患”。

而五妈妈的那句感叹，更像是对两代奉系首领的隔空对比：张作霖以“包容”稳住了人心，张学良以“铁腕”确立了权威，两种方式，终究都成了历史的注脚。如今再看这段往事，或许更能明白：权力的掌控，从来不是“非杀即留”的简单选择，而是平衡人心、权衡利弊的复杂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