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医三院郭红燕：为子宫、卵巢集体“搬家”，守住她当妈妈的希望

1年前，25岁的小杨被确诊为低位直肠癌，即将进行的放疗可能导致她无法成为一位母亲。一边是癌细胞的侵蚀，另一边是新生的希望，两难之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科主任郭红燕和多学科团队为患者选择了“第三条路”：帮子宫和卵巢“搬家”。但这也将是一条罕有人涉足的道路，缺乏统一临床路径、器官移位复位间隔远超预期……医疗团队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接踵而至。

健康报：

患者找到您时表达了怎样的诉求？多学科团队是如何综合考量并最终确定治疗方案的？

郭红燕：

当时，小杨慕名找到医院李蓉教授和宋雪玲教授领衔的生殖医学团队。多学科讨论中，未婚、直肠癌、保肛、放化疗……病例涉及的一连串难题瞬间交织。这位年轻女孩提出的愿望朴素而直接：她想保留子宫、想当妈妈。

但现实是，放疗范围将完全覆盖子宫和卵巢，这意味着有90%的可能，小杨会失去做母亲的权利。我们能做些什么？医院妇科、生殖医学中心、普通外科、肿瘤放疗科、麻醉科、产科等专家团队展开讨论：能否临时给子宫和卵巢集体“搬个家”呢？

翻看文献，国外因直肠癌进行的患者子宫移位有零星报道，我国虽已将卵巢移位作为常规术式，但针对子宫移位的临床实践与报道仍一片空白；查看自己的“武器库”，我们曾成功进行过子宫移植的动物实验，对各器官的解剖结构和血管游离形态有较充分的把握。子宫、卵巢集体“搬家”，似乎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方案。

经过反复论证，多学科团队决定为小杨实施分阶段手术：在放化疗前将子宫和双侧卵巢完整游离，移位至上腹部安全区；放化疗结束后，将子宫和卵巢复位。

然而，为患者决策不能仅凭头脑一热。对此，团队为患者生育力提供全方位保护，作好冻存卵巢组织准备，保留生育“火种”；精细规划手术细节，作好两次手术的衔接；全院各科室乃至院内外专家团队畅通协作渠道、共担风险，并积极推动患者充分参与方案制定。

健康报：

第一次手术不仅要完成子宫、卵巢的移位，还要为后期一系列治疗打好基础。在鲜有可参照经验的基础上，团队攻克了哪些难题？

郭红燕：

手术需在患者盆腔内精细操作，既要避免损伤输尿管、肠道和血管，又要确保子宫和卵巢在移位后妥善固定，保持良好的血供，同时还要考虑调控月经周期等细节。其间，讨论焦点和手术难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寻找“安全坐标”，确认子宫和卵巢“搬”到哪里。

第二，确定“搬家”方式。为避免骨盆漏斗韧带在第一次术后被压缩、粘连，我们采取了独特的宫体在下、宫颈在上的“倒栽葱”方式，让宫颈移位更多，让血管走向更自然。将子宫游离后，用缝线将其悬吊固定于腹壁，并详细规划固定点和未来拆线方式。放疗会导致器官和组织的纤维化，我们在第一次术中使用防粘连贴膜，防止肠子和阴道残端粘连。

第三，合理调控月经。以往国际经验，一是采用药物抑制月经，另一种是将宫颈从肚脐引出来，月经不停。前者可能抑制血供，影响子宫活力；后者宫颈容易被勒，可能形成疝或引发粘连。权衡之下，我们选择了并发症相对较少、处理更安全的第一种方案。

解决复杂病例往往需要“功夫在诗外”的视角。纵使拥有诸多技术“武器”，但我们必须明确实现目标的代价是什么、什么才是最适合患者的临床路径、我们能为患者提供怎样的全链条保障……这些问题的分量堪比手术本身。

最终，借助机器人系统提供的高清三维视野与灵活器械操作，手术团队将子宫和卵巢稳妥固定于放疗区域外，并成功保留血供。手术同时留取了患者部分卵巢皮质，依托生殖医学中心的专业平台，完成了卵巢组织冻存。

健康报：

第一次手术后，放化疗时间被意外拉长，甚至超过了1年。间隔时间变长对第二次手术意味着什么？团队怎样应对变化？患者预后如何？

郭红燕：

放疗会导致组织瘢痕化，严重的地方会像“水泥”一样硬邦邦的，导致手术分离时器官和组织结构不清进而出现损伤。按原计划，小杨两次手术间隙最多不超半年。但由于病情复杂，治疗时间一直在延长。其间，医疗团队和小杨的联系从未中断，大家今天问问她“肚子疼吗”，明天问问“放疗打到哪一步了”。其实，每次手机里收到她的信息，我都要先作一下心理建设；微信提示音一响，我的心就跟着拎一下。

肿瘤治疗一次次推迟了子宫和卵巢回移的时间，所有人都担心不已。第一次术后1年，在小杨病情得到完全缓解后，我们立即启动了第二次手术准备。术前，大家作了最坏的打算，并作了充分预案：为预防分离时造成肠道、输尿管等破损，请普外科、泌尿科、成形外科专家备台，为手术意外情况“托底”。虽然心里还是充满忐忑，但至少我们不是“赤手空拳”上阵，强大的多学科团队便是最坚强的后盾。

手术正式开始。可能因为患者年纪尚轻，我们惊喜地发现组织纤维化程度比预期好很多。但考验没有结束，第二次手术的一大难关是“找门”——寻找到宫颈口，把移下来的子宫接上去。可第一次手术留下的一圈阴道壁在手术间隔期发生粘连，盖住了宫颈口。在机器人高清镜头下，我们仔细搜寻，用器械锐性分离，再拿导管探索——进去了，通了！

术后两个多月，我终于接到了小杨的好消息：“郭主任，我来月经啦！”复查显示，其子宫内膜回声良好，子宫和卵巢血流正常，这也标志着小杨的生育功能成功保留。

健康报：

考虑到原发癌和生育功能情况，未来，医疗团队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的重点在哪里？您认为这个病例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郭红燕：

随访将沿着全周期、多维度的几条轨道并行。肿瘤随访方面，定期进行肠镜、盆腔影像学等检查，严密监控直肠癌有无复发迹象。生殖健康方面，定期评估卵巢功能、子宫情况。若尝试自然受孕失败，适时启动辅助生殖技术助孕。遗传基因方面，建议完成遗传性肿瘤基因检测，明确患癌是否与遗传有关；如发现致病突变，可通过肿瘤遗传学技术进行致病基因的子代阻断。

未来，小杨若怀孕，理论上有可能为某些肿瘤的发展提供环境。但小杨的肿瘤目前已达根治效果，子宫是被移位保护起来的“无辜器官”，未来主要风险可能不在于刺激原发肿瘤复发，而在于放疗对盆腔组织造成的远期影响，如组织弹性差、血供相对不足，妊娠期子宫破裂、胎儿生长受限或早产风险增加等。

作为“国家队”，我们的日常就是和各类复杂病例打交道。面对难题，有人问我“能接、敢接”的底气是什么。在小杨的故事里，我想把她对医疗团队的信任和支持放在第一位。整个诊疗过程中，因为没有现成指南可照搬，几乎每一步决策都纳入了小杨本人的考量和参与。她怀抱最好的希望，也做好最坏的打算，这种坚定也反过来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团队和领导的支持。在这项工作的整个进程中，乔杰院士和李蓉教授都给与了大量帮助，各专业团队让传说中无所不能的“八边形战士”走进现实，也让我们有了无论何时都“不推患者”的勇气和决心。

“刀子”和“脑子”

不听话的“第一名”

手术室里，郭红燕身体前倾，眼神锐利如刀，好像整个人要钻进腹腔镜屏幕里似的——这个专注的神情被定格下来，郭红燕指着照片爽朗地自嘲：“怎么这么严肃呀！我平时可不是这个状态。”

虽然在手术台上冷静得像台精密仪器，但郭红燕却评价自己平常是个“大大咧咧，甲状腺素分泌在正常上限”的人，甚至还有些“不听话”。

这种“不听话”自郭红燕儿时便有迹可循。中学时，她并不是老师最喜欢的那类学生。“上课听一半就在本上画小人儿，笔呀、尺子呀，被老师收走好多。”直到高三后半个学期，这个常走神的女孩才突然发力，最后在高考时成为全市的理科状元。

毕业后进入北医三院妇产科，郭红燕没“打磕绊”便选了妇科肿瘤专业。身边人都在劝：妇科肿瘤手术难、风险高、预后差，一个年轻女医生，何必选这么艰难的路？可她的理由简单到近乎执拗：“我愿意做最难的事儿。”

此后，郭红燕一次次突破“舒适圈”，先后开展了医院第一台腔镜下广泛宫颈切除术、第一台盆腔廓清术等。每个“第一例”背后都是对既有路径的偏离和一场精心计算后的“冒险”。“每台手术都有风险。如果能解决患者的关键问题，我愿意尝试新路。”郭红燕说。

她还清晰记得自己参与第一台腹腔镜手术的过程：“现在15分钟能搞定，那时做了三四个小时。没有方向感、器械不听使唤，一漏气镜子什么也看不清楚了。”随着机器人手术系统被引入医院，郭红燕又率先开始从头摸索机器人手术特有的触觉反馈和手眼协调方式。“在机器人系统放大十倍以上的视野里，以往近乎不可能完成的精细操作，如今每一针都能精准到位。”这份对“从0到1”的着迷，已成为郭红燕职业生涯的底色。

冷静的温度

郭红燕也会和患者交换联系方式，但她却固执地说自己“不大敢和患者交朋友”。在妇科肿瘤领域，太多患者发现病情时已是生命末期，看着她们离开，这种消耗对郭红燕来说太过沉重。剥离感情的羁绊，郭红燕力图在无数肿瘤治疗的决策中理性为患者寻找更多可能。

当“宫颈癌”和“早孕”两个词同时出现在一份病历上，患者小婷不自觉地陷入两难——要么终止妊娠全力抗癌，要么冒着风险继续妊娠。郭红燕为她提供了另一个选项。

小婷的肿瘤分期不算早，但尚未广泛转移；胎儿发育正常，但距离成熟还有漫长的十余周。郭红燕在心中画了一条时间轴，在其上标出几个关键节点：孕16周后化疗相对安全，孕28周后胎儿存活率显著上升，孕32周后并发症相对减少……她和多学科团队一起帮患者打了个“时间差”，精密设计化疗方案，精准监测胎儿发育，最终在小婷孕32周时为其顺利实施剖宫产，同时开展宫颈癌根治术。

术后4个月，小婷带着孩子回到医院复诊。小家伙长得很结实，比起当时在手术室哇哇大哭的样子也漂亮了不少。

“患者预后如何？化疗对孩子会不会有潜在影响？手术结束了，但很多工作仍是未完待续的状态。”郭红燕说，从癌症治疗、妊娠期管理到儿童生长发育的长期随访，医疗团队的支持还将一直延续。

“外科医生最终追求的不是‘刀子’，而是‘脑子’。”郭红燕坦率地说，治疗不能单纯追求手术的行云流水，更要为患者考虑得全面、长远。

“目前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往往是郭红燕在接诊很多患者时最常问的一句话。当医学走入岔路，这个简单的问题常能穿透迷雾。

曾有一名女孩因卵巢巧克力囊肿就诊。如果只看见“囊肿”，手术切除是最直接的选择；但患者热切地希望未来有做母亲的机会，因此，手术刀的使用就必须极其克制，每个操作都应为长期管理方案铺垫基础。

“很多治疗，在手术结束后才真正开始。”在郭红燕的价值序列里，一名年轻女性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质量，比一次漂亮的手术记录重要得多。医学面前可能有很多条路，但患者最终只能选择一条。郭红燕说：“医生和患者是这条路上的同行者。患者选择了我们，我们就要陪他们一路走下去。”

文：健康报记者 魏婉笛 特约记者 仰东萍

供图：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编辑：李诗尧

校对：马杨

审核：秦明睿 徐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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