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亲口说 小时候他妈妈一伸手，他爸爸手里的棍子就停在了半空 这一幕他记得很清楚

韶山冲的清晨五点，天还没亮透，六十六岁的毛泽东已经起身了。

他没有叫醒任何人，独自推开房门，沿着象鼻山的小路朝半山腰走去。

随行人员发现后急忙追上去，跟着他穿过两个茅封草掩的长山坡，来到土地冲楠竹圫。

一座小小的坟墓出现在眼前——黄土堆成，坟头塌陷了两个洞。

毛泽东在墓前站定，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

随行的警卫处长沈同从路边采了一束松枝递过来。

毛泽东接过松枝，轻轻放在墓前，说了一句：“前人辛苦，后人幸福。”

下山路上，他对同行的人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

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人民、师长、同志和朋友，还得承认。”

这位“生我者”，叫文素勤——因在文家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

1867年2月12日，她出生在距离韶山冲二十多里的湘乡县唐家坨一个农民家庭。

娘家与韶山冲仅一山之隔。

祖父去世后安葬在韶山冲龙眼塘，文家每年清明、冬至都要来扫墓，来往不便，便有意在韶山冲结一门亲戚。

经人说合，十八岁的文七妹嫁给了韶山冲的贫苦农民毛贻昌——也就是毛顺生。

毛贻昌比文七妹小三岁。

婚后，文七妹接连生下两个儿子，都没能活下来，在襁褓中便夭折了。

1893年12月26日，第三个儿子出生了。

分娩的喜悦很快被恐惧吞没——前两个孩子的夭折像一块石头压在这个母亲的胸口。

她整日担惊受怕，生怕这个儿子也离她而去。

于是她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回到湘乡娘家的唐家坨，在一座观音庙前叩拜一块巨石，认作干娘，给儿子取了个小名——石三伢子。

因为排行第三，又寄名于石头，寓意结实长寿。

这个乳名，母亲叫了一辈子。

毛贻昌精明能干，一心发家致富，性格刚烈暴躁。

文七妹则温良谦和，宅心仁厚。

毛泽东后来回忆，家里实际上有“两个党”——父亲是“执政党”，母亲是“反对党”。

父亲严厉，常常打骂孩子；母亲总是从中调停，默默护着儿子们。

有一次，十三岁的毛泽东在客人面前被父亲当众责骂“懒惰无用”，他愤而离家。

母亲在后面追，想劝他回去。

这件事后来如何收场，毛泽东没有细说——但他说过另一句话：“我妈一伸手，我爸的棍子就停在半空。”

一句话，道尽了母亲的护佑之力。

文七妹没读过书，但耳濡目染，会背《三字经》《百家姓》，还能讲《孟姜女》《白蛇传》，讲到动情处自己先抹泪。

毛泽东在私塾读书的头两年，就是从《三字经》读起的。

母亲虽不识字，却懂得让儿子读书的重要。

毛贻昌原本只打算让儿子学会记账写字就行，但文七妹的娘家是书香门第，她的兄弟们知书达理。

毛泽东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与文家的表兄们关系融洽。

表兄文运昌长他九岁，在他辍学务农时劝他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父亲起初不同意，要他去湘潭县一家米店当学徒，是文运昌动员父亲、伯父和姨表兄弟王季范前去游说，才说动了毛贻昌。

这背后，母亲的支持不言自明。

在毛泽东的记忆里，母亲一天到晚不是养鸡喂猪，就是烧火做饭，有时还要锄园种菜，农忙时下田插秧、割稻。

上要侍候公婆，下要抚育孩子，洗衣做饭，养鸡喂猪，锄园种菜——里里外外，什么活儿都干。

毛泽东称她是“极勤劳的乡村劳动妇女”。

但真正让毛泽东铭记终生的，是母亲的善良。

1936年，在陕北保安，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

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

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

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

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毛泽东有个堂叔生活非常困难，父亲想“乘人之危”买下他的水田，文七妹坚决反对，还常带着毛泽东偷偷去接济这位穷本家。

毛泽东后来在给好友邹蕴真的信中，把世界上的人分为三种：损人利己的人，利己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

他说：“我的母亲属于第三种人。”

母亲的言传身教，在少年毛泽东心里扎下了根。

他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

在私塾读书时，班里有个家境贫寒的同学每天中午没有饭吃，毛泽东就把自己的饭菜分给他。

母亲知道后，非但没有责备，反而每天多给他带一份饭菜。

文七妹虔诚信佛。

毛泽东出生不久，外婆就和母亲把他抱到石观音庙烧香叩拜。

她时常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儿子平安。

毛泽东十五岁那年，母亲病倒在床，他每日早起必向菩萨跪拜祈福，还徒步去南岳衡山“朝拜香”——几步一拜，走了几百里。

支撑他这份虔诚的，是对母亲至孝至诚的心。

但少年毛泽东也曾困惑：父亲并不信佛，不也无病无灾、生意越做越红火吗？

有一天，他看着神龛前供着的香茶和供果，心里纳闷——如果真有神灵，这些供品怎么纹丝不动？

他竟端起供茶，朝神像和神位泼去。

母亲知道后狠狠训斥了他。

毛泽东后来回忆，母亲“责备我对于敬神拜佛的仪式漠不关心”。

但母亲对他的影响已经刻进了骨子里——不是宗教仪轨，而是那种“损己利人”的慈悲。

常年的操劳，过早地损害了文七妹的健康。

1916年6月24日，正在长沙读书的毛泽东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写道：“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

1918年，文七妹患上淋巴腺炎，在外婆家养病。

8月初，毛泽东匆匆回乡探望，很快又回长沙准备赴北京。

临行前，他给舅舅文玉瑞、文玉钦写了一封家书：“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

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

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

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之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短短几行字，把儿子的牵挂写得满满当当——他感激舅舅照料母亲，又担心药方不奏效，提出让弟弟毛泽民护送母亲来长沙治病。

1919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到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

母亲病情加重，他吩咐毛泽民将母亲从舅家接到长沙诊治。

毛泽东事务繁忙，但总抽时间陪护母亲。

那一年春天，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陪着母亲走进长沙荣湾镇的一家照相馆，留下了一张合影。

照片上，母亲端坐中央，三个儿子站在身后。

这是文七妹一生中唯一一张照片，也是最后一张。

1919年10月5日，文七妹病逝韶山，享年五十三岁。

母亲病逝时，毛泽东不在身旁——他正在长沙组织驱张运动。

噩耗传来，他带着弟弟毛泽覃日夜兼程赶回韶山。

到家时，母亲已经入棺两天。

在闪烁昏黄的油灯下，毛泽东跪在慈母灵前，挥泪写下了一生中最长的一首诗——《四言诗·祭母文》。

诗中写道：“呜呼吾母，遽然而死。

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

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

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

他继续写道：“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写好《祭母文》后，他意犹未尽，又写了两副挽联。

第一副：“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第二副：“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需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母亲临终前，一直在念叨“石三伢子”。

这个她抱着去拜石头干娘、祈求平安长大的儿子，终究没能见她最后一面。

1959年6月25日傍晚，毛泽东在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等人陪同下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

车到韶山时已是晚上七点多。

住进韶山招待所后，他滔滔不绝地和随行人员谈起往事——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秋收起义，也谈家常小事、左邻右舍、幼时玩伴。

三十二年，一个婴儿可以长成壮年，一个国家可以改天换地。

回到故乡的毛泽东，像任何一个远归的游子。

第二天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他独自上山了。

在父母墓前献上松枝、鞠了三个躬之后，当地干部问要不要把坟墓修一下。

毛泽东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

从楠竹坨下来后，他来到上屋场旧居。

在父母的卧室，他站在双亲的遗像下——那张1919年春天在长沙拍的合影。

他沉思良久，说：“这是母亲有病时，我接她到长沙时照的。

在现在来说，我父母亲患的都不是很重的病。

我母亲患的是腮腺炎，父亲得的是伤寒，就现在的医疗水平来说，都是些小病，但那时却不能治好。

我父亲病故时只五十岁，母亲也只五十三岁。”

五十三岁。

母亲离开他，已经整整四十年了。

他六十六岁了，比母亲去世时还年长十三岁。

下山后，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1959年6月26日那个清晨，楠竹圫的松枝上还挂着露水。

六十六岁的毛泽东把一束松枝放在母亲的坟前，退后两步，深深鞠了三个躬。

没有花圈，没有纸扎的白花，甚至没有提前准备任何祭品。

只有一束路边采来的松枝。

但他站在那里，肃立了很久。

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也许是母亲抱着他去拜石观音的那个下午，也许是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也许是母亲病床上念叨“石三伢子”的声音。

一个母亲，没读过书，没留下照片以外的任何影像，坟墓也只是黄土一堆。

但她给儿子留下的东西，比碑文更长久。

“我妈一伸手，我爸的棍子就停在半空。”

——那只手伸出来的时候，挡住的不只是一根棍子。